从工程本身转向了实施工程的组织，这就是现代项目管理的灵魂所在。项目管理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关于组织、组织的成熟程度、组织能力、组织智商的学科和技术。
10多年前留洋MBA学成归国的毕业生，曾有过无就业机会之叹；10多年后MBA成为学位教育中最昂贵的经营品种。
今天，人们又发现了新的经营品种——“项目管理资质认证（PMP考试）”，尽管培训和考务费用高昂，市场依然火暴。
有人宣称，“21世纪将是项目管理的时代”；也有学者深沉地表示，要像Taylor创造动作—时间分析、劳动定额，Gantt发明横道图，Deming倡导质量管理（TQC）一样，“重新发现项目管理”。
其实，如果仅仅说，一个项目的启动必经过繁复的论证，冗长的决策和枯燥的计划与预算过程的话，“项目”，对一个奉行计划经济达30余年的国度来说，应当是不陌生的。不过学者们试图唤醒的自然不是这种色彩的项目管理，学者们试图唤醒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项目管理，或者叫“泛项目管理”。
“泛项目”管理
国际项目管理的发展，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界限，举凡符合项目定义的“一次性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项目”。于是，演出活动、葬礼、外交斡旋、甚至一次交友聚会，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项目”来运作。
在这个变化的世道里，已经没有什么不在飞旋地变换着，“变化是一种正常的东西”，乃至于战略管理有了一个新的分支，叫做“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
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遗产，以“项目管理”突现风骚，在“恐怖主义活动的项目管理”、“军事打击的项目管理”，以及“军事联盟项目”、“阿根廷破产项目”、“安然倒闭项目”方面，显得十分意味深长：凡项目，皆可策划。从恐怖主义者的角度来看，“9·11”难道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项目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型计算机的迅猛崛起，以及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爆炸式增长，都在技术手段上为古典项目管理方法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无数“好看又好吃”的锐利武器。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项目管理”这个其实是“工匠的话题”，足登大雅之堂了呢？
从国内外将项目管理急速“泛化”，大兴“杂交”之道的心情，或许可以窥现端倪。
计算不再是瓶颈
一些组合高手们，已经将如伙伴关系、系统重组、整合管理、风险投资的事情，摆放到了“项目”的显微镜下。在他们眼里，任何开发活动、改造活动、重组活动，都可以和营造活动一样，放置在项目的框架下予以认识、策划、组织、运作和评估。
项目思想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多少是因为策划一个项目的成本在计算机大兴其道之后大幅降低。像1960年代的载人宇宙飞船项目，以及“曼哈顿计划”，大量消耗在巨量方程组求解和迭代中的资金，足以使“项目管理”成为令人敬畏的行当。当时，项目管理往往对应着水坝工程、核电站项目、高速公路项目和17轧棍连轧机大修项目等一系列耗资巨大、费用昂贵、周期漫长的“活动和事务”。
项目思想兴盛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要主观一些。比如乔布斯发明Apple和比尔·盖茨倒弄软件——即“策划”一个活动并确保其成功，是20世纪后30年里黑客哲学、雅皮风范的生活方式。“一次性”的定语不幸成为消费主义的同义语。举凡一次性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项目”来安排的话，项目的泛化与兴盛已经势不可挡了。
在现代项目管理中，谋划一个项目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计算，而是想象力。不过，泛项目的一个变异似乎并没有被识别出来，这一点需要细加端详。
“一次性”与“复杂性”
20世纪初期的管理学家们认为，通过作业以及活动的分解和相应的时间分析，可以获得对完成一个作业的开始时刻、完成时刻的估计；把这些序贯的作业与活动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可能的作业组合集。于是项目专家认定，一定有一个或一组活动的序列，其所消耗的时间是最长的，从而成为整个工程的“卡脖子”活动，叫做“关键路线”。如果可以识别出这样的路线，其他的活动安排就有了一个时基（Timeline）。
项目管理当然不仅仅是安排工序。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工序安排中可能存在的优化问题：比如资源调度优化、运输优化、工时优化等等。最终通过时间、资源和费用优化，来求解项目的最优函数，体现项目控制的财务目标。
古典的项目管理如古典音乐或古典教堂壁画一样，冥冥之中有这样一个假设：项目是可以通过“数目字”来管理的。
然而“泛项目”似乎并不是如此。是否可以通过数目字来管理，成为一个退居其次的问题，“一次性”成为重要标志。这就是所谓的“泛项目”对古典项目的“变异”。
组织的复杂性
德鲁克在发表于1988年1-2月号《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新型组织的出现”中，论述了新型信息化组织的主要特征。他指出，知识型组织、共同的战略愿景、对专家实行按其能力而不是按其职位的激励方法、大量采用具有整合价值观的团队作业方式和任务小组，以及分权与自治等等，是未来新型企业的组织形式。
观察项目管理复兴的恰当背景是信息技术。但并不是说，因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快速的计算能力，才导致了项目管理可以更加方便地加以实施；也不是说，利用更大的存储能力和可视化技术、图形图像技术，使得项目能够“刻画”得更加细致，尽管这些都可以被看作项目管理的时髦版本。
信息技术对项目管理的影响不仅仅在技术层面，更在组织结构层面。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对项目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项目的组织。如摩托罗拉作为世界著名通讯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在1990年代中就启动了一个旨在改善其项目管理能力的计划。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企业的产品研制与服务必须更快更便宜。企业事业部式的组织与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用，组织形式的团队越来越明显。
因此，对于新型组织而言，项目的“一次性”，仅仅是项目管理的表面现象，有价值的是项目团队带来的横向整合能力。这种能力似乎是“项目管理内在的禀赋”。团队能够做到横向的联合作战与纵向的沟通协作。项目管理可以有效避免在企业中产生的思路不清与衔接困难。
此外，项目管理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项目管理的应用扩展到其他工业领域（行业），如制药行业、电信部门、软件开发业等。项目管理者也不再被认为仅仅是项目的执行者，而要求他们能胜任其它各个领域的更为广泛的工作，同时具有一定的经营技巧。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提出的“有效的专业项目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时间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费用管理、质量管理、综合管理等若干管理领域。从某种角度说，项目经理简直就是MBA的另一个版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目管理如此流行的原因可以概括为：项目管理是面向成果的（关注任务的完成）；项目管理是基于团队工作的；项目管理借助外部资源提供跨职能部门的解决方案；项目管理通过借助外部资源以有效降低成本；项目管理是柔性的（可变化的）。难怪《财富》预测：项目经理将成为21世纪年轻人的首选职业。
以软件项目为例
现代管理由一种趋向，即从偏爱目标管理转向偏爱过程管理。按德鲁克的观点，企业的R&D部门，是知识型组织结构的创新典范，特别是软件开发组织。而软件工程的过程属性可以说是现代项目管理的典范。
软件工程可以说是最忠实地在项目管理、工程方法的路线上艰苦求索的领域。但令人苦恼的是，软件工程似乎每每遭遇失灵的窘境。自从1969年“软件危机”成为一个学术术语以来，克服软件危机的努力一直在“工程项目管理”的认识框架下进行，比如结构化软件方法，原型化软件方法和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方法。
人们普遍认为，软件的开发效率、可用性和质量，最终取决于软件的需求分析。如果对一个系统的需求描述有缺陷，那么软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认为软件是一个按照需求分析的结果所建立的模型进行设计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工程方法。工程方法的最大特征就是，先有设计，然后有作品。
软件工程管理引起广泛注意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国防部曾立题专门研究软件项目做不好的原因，发现70%的项目是因为管理不善而引起，而并不是因为技术实力不够，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即管理是影响软件研发项目全局的因素，而技术只影响局部。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软件工程管理不善的问题仍然存在。
软件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有：需求定义不明确；缺乏一个好的软件开发过程；没有一个统一领导的产品研发小组；子合同管理不严格；没有经常注意改善软件过程；对软件构架很不重视；软件界面定义不善且缺乏合适的控制等等。在关系到软件项目成功与否的众多因素中，软件度量、工作量估计、项目规划、进展控制、需求变化和风险管理等都是与工程管理直接相关的因素。
虽然软件工程管理和其它工程管理相比有其特殊性。比如，软件是知识产品，进度和质量都难以度量，生产效率也难以保证。其次，软件系统复杂程度也是超乎想象的。但软件项目管理的工程特征并没有改变，软件工程的分析-综合架构并没有改变。
如果在这个层面看待项目管理，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激动的地方。一切只不过是干起来更加迅速，集成度更高、复杂性更高而已。发现过程的重要性，只相当于重新审慎地注意到了细节。
应当说，MIT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把注意力引向了正确的方向，即项目赖以存在、展开的组织的成熟度。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工程问题很容易被简化为工具是否锐利的问题，即简化为一个根据目标演绎的过程。工程失败也可以从项目管理上寻找原因。但组织的成熟水平，的确是一个好的探索方向。
CMM首先不是单纯地考察项目，而是考察组织，以及组织的演进。一个组织如果通过项目获得了能力的提升，比如越来越标准化、一致化的软件过程；越来越可以预测的软件过程；软件项目的优化是一个持续优化的可感知的过程等等，都体现了组织的成熟性。
CMM强调的是组织的能力，而不是项目管理过程中一些更多地以规则、方法面目出现的东西，比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