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因为冗员庞大、机制和观念落后，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难点。而在其变革的过程中，个体的命运更是令人感慨。在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他们期待着新生。
从员工到车间主任，从国营大厂到民营企业，谢青超在一个工厂里见证了东老工业基地的繁盛与失意。1978年，21岁的他上山下乡归来，进入毛纺厂，成了一名国企工人，年底开始改革开放。2008年，51岁的他担任该毛纺厂车间主任四年，民营企业干部。
从文革中走来
“我是这样读完十年书的，65年上学，66年开始文革，75年毕业，上山下乡，76年文革结束。” 谢青超就是这样到了吉林省桦甸，成为了一名知青。1978年，各企业到农村面向知青们招工。“完全看表现，表现好就早些回城，表现不好就晚一些。”谢青超在国企统一招工中回到了城里，成为原吉林市毛纺厂的一名挡车工，半年后成为一名保全工。
八十年代，谢青超主要担任生产班的班长，带领着一百多人干了六、七年。“那时候是四个生产班连轴生产，我主要是安排倒班和具体生产。当时工资涨得特别频繁，那时真是国企的黄金(185,1.76,0.96%,吧)期。”刚参加工作时，谢青超拿的是学徒工资，每月25元。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工资改革，工资已经涨到七十多，不久又涨到一百多，二百多。进入九十年代，谢青超的管理范围扩大了，开始管理一整个车间，成为一名生产调度。他的工资里开始出现奖金，奖金的发放标准主要是根据工作等级和职务。
九十年代初，正是“下海”的热潮席卷全国的时候。但是位处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的毛纺厂却依然很平静。那时候“下海”的人都需要办理“停薪留职”，“但是厂子里办停薪留职的人很少，那些下海的人都是看得比较早，比较远的”。毛纺厂的工人受技术限制，“下海”的并不多，一般是到南方的毛纺厂继续做老本行，收入明显比在国企多，“其他的人都是有‘路子’的”。
衰退，初现端倪
九十年代，民营企业凭借机制灵活，工作效率高而蓬勃发展。但国有毛纺厂却被陈旧、繁冗的内部制度和人浮于事的问题困扰，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下降、订单变得越来越少。“九十年代我们进行了两次重组。”
这两次重组分别在93年和97年。“重组就是一种脱壳”，谢青超这样描述这个拥有3000多人的国有厂子的重组，注册一个新的名字，对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下岗一批，预退一批、退休一批。每次重组后厂子的工作效率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好了一年半载后，就又不行了。那个时候国家鼓励出口，但是我们必须拿到配额才能出口。”
这个老工业基地的老厂子就在重组中度过了九十年代，企业内部管理不善的问题日益暴露，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
改制之痛
进入2000年，当全世界开始在重新想象中国的未来时，毛纺厂却正在走向另一种极端。2002年，由于管理问题影响生产，加上企业负担过重，毛房厂开始无法正常向职工发放工资。厂子运作完全靠政府贷款支撑。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开始实施。2004、2005年期间，厂子基本停产，工人开始放假。改制，被提上日程。毛纺厂的职工们不得不面对伴随着改制而来的“阵痛”，是去是留，成了最大的问题。
“铁饭碗”要被打破了，“很多人对改制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就为了保住铁饭碗。”这两年里，市政府为毛纺厂进行了多次的招商，但由于对职工安排、待遇、厂子生产方向等问题的异议，招商并未成功。期间，职工们多次就各类问题上访、起诉、甚至到市政府门口挂条幅抗议。“特别是年龄大的工人最抗拒改制，”他们家庭负担重，技术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大，不久就要退休，再就业很难。“而且很多老工人心理不平衡，总觉得丧失了国有员工的身份是自己被遗弃了，丧失了工作的安全感。”由于是多年的大厂子，很多员工不仅是自己在厂子工作，子女甚至子女的配偶都在一个厂子里工作。下岗直接威胁了全家的经济支柱。众多抵触改制的人群中，他们的声音特别强力。
“但也有不闹的，有一部分人觉得厂子停产，没有工资发还不如改制使厂子重新‘活’起来”，谢青超回忆到，但这种人大多数都比较年轻，不担心下岗找不到工作。“也有的人觉得厂子改制，工人下岗是大势所需，‘胳膊拧不过大腿’，还不如趁早自谋生路。”在他的员工里就有一个工人，本人四十多了，技术一般，但面对下岗不吵也不闹，安心到农村去开了家养殖场，“几年?script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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