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似乎成了浙江商界的新闻关键词之一。“又跑了一个。”几乎成为一句网络流行语。10月，绍兴江龙控股集团负责人陶寿龙神秘失踪。同样是10月，位于金华房地产开发商浙江中港集团又传出老板丁庆平夫妇因拖欠2亿元银行债务而率领公司高管层集体外逃的消息。义乌最大的袜业集团老板和夫人一起跑掉，留下巨大的债务黑洞，债主欲哭无泪。中港集团高管层集体逃跑……令人震惊的逃逸新闻一个接一个爆出。
见诸传媒的著名逃跑只是极少数，更多的逃跑默默无闻。当地的统计显示，仅今年一季度，以五金制造业为主的台州地区就发生涉及银行融资的企业关停或企业主逃匿事件即有28起，危及银行债权2.18亿元。从资产规模来看，逃逸的大多是产值规模20亿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他们集中于温州、义乌、绍兴、金华、宁波、台州这些民间资本的财富之区，分布在从加工贸易到房地产的宏观政策敏感产业链上。
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接二连三地跑？
资金链断裂
是资金链断裂让这些老板们不断“跑路”。因为浙江商人们融资主要靠两个金融工具——高利贷和担保圈。以血缘、亲缘和朋友圈为纽带结成的融资担保网络一直是浙江商帮最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之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环担保圈盘根错节，把无数企业的资金链环环相扣地拴在一起。一旦货币紧缩，市面上头寸紧张，就导致大家抱团一起死的局面。一位经历了多起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评论说，“这就好比我的引爆导火线装在你身上，你的导火线装在我身上，大家的导火线绑在一起，一家爆炸，就会引发一大片企业的连环爆炸。一个老板逃跑，就会引发一批老板出逃。”
比如，10月份出事的中港集团是6月份出事的义乌金乌集团的隐性债务人。其作为金乌集团的几个最主要担保方之一，向金融机构担保了金乌集团的贷款。在金乌资金链断裂、老板张政建逃往海外后，中港集团扛不住巨大的还贷压力，最终引发老板丁庆平的出逃。
在飞跃集团的互保公司名单上，赫然列着在台州工业企业综合实力排名分别列第一、第三位的钱江集团、星星集团。而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南望集团的担保圈里也有三花集团、通策集团、新昌柴油机厂、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等。
这种互保方式，曾被誉为浙商的“抱团文化”而受到称赞。但当时很少有人指出其中的多米诺骨牌式风险——在宏观调控，信贷政策紧缩之下，其中一家的资金链一断，风险就转嫁到所有互保公司身上。
宏观经济入冬之年，逃跑商人的名单越来越长，在他们身后，是断裂的资金链，债台高筑的高利贷，还有集体讨薪的工人们。
信用的缺失
江浙商人的发展离不开地下钱庄的滋养，实质靠的是信用的支撑。他们(浙江商人们)大部分都是洗脚上田创业的，企业一旦做大了，就没有能力控制，出现资金危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保住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觉得这样比破产强。道理很简单：人情大似天，企业融资主要来自亲朋故旧等人脉相互担保，这注定企业主不能一推了事。摆在企业主面前有三种选择：人死债烂、彻底破产烂命一条、暂时性出局逃避现实。7月19日，从温州永嘉县出逃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在乐清市的一家小客栈里以服毒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也了断了半年多的逃债生涯。临终前留给一对儿女的遗书只有20余字：“你们自己保重，对你们的妈妈好一点，爸走了，没用了。”此时，朱吉光在一年前为自己的朋友做担保的借款，已经连本带利滚到1000万。多家担保公司的逼债把他逼上了黄泉路。而之前之后上吊跳楼的浙江企业家更是比比皆是。万事莫大于生死，死，算是对债主一个交待。要不就是宣布破产，但人不死债不烂，借来的钱都是人情债而非银行债，你如何逃？就算任由债主秃鹫吞噬企业死尸，这个经济萧条季节里，死尸身上能咬下几两肉呢？太刚则折，太柔则废，死不是办法，坐地撒泼宣告烂命一条，这也不是办法。可行之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暂避风头以待时机。市面一旦生意好做，这些老板“十八月后又是一条好汉”，也不好说。
另外，一个清楚的事实是，无论是南望、飞跃这样今年破产的大型企业，还是老板逃逸的江龙、中港这样的中型企业，都无一例外地沾染了大量的高利贷资金，几乎每家都在10亿元以上。
浙江一房地产企业在民间进行大范围集资后，出现8亿元的巨额亏空。至案发，集资负债仍有15.85亿元，涉及29933人次，15947户。
高利贷是认人不认公司的，即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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