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变的百年，也是我国会计发生巨变的百年。尽管会计在我国的出现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可是直到20世纪前夜，我国还未曾有过会计著作问世，致使我国源远流长的一些会计方法（如四柱清册、龙门帐、跛形帐、四脚帐等），只能停留在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既乏交流，更难以提高，从而形成“店自为法，人自为政”（王建忠，1988）的局面。直到20世纪初，一部传播意大利复式簿记的著作，开了引进外国记帐方法的先河。上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才有会计刊物的出版，为讨论会计问题提供了园地。从此，会计学术开始受到重视，吸引了无数会计界人士参加到写作或讨论的行列中来。
回顾上世纪我国众多会计问题的争议中、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和发表论著之多，乃至辩论之热烈，似乎没有哪个问题能超过记帐方法之争。尤其是我国自创记帐方法之多和多种记帐方法并存局面维持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今天，尽管记帐方法之争在我国已成往事，出于保存会计史资料的考虑，我们试图将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简要地记录下来。但是，由于受占有资料的限制和作者水平的限制，遗漏与错误之处，还请读者给予补充和纠正。
一、第一部会计著作的问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第一部会计著作竟出自清末的一位职业外交官之手。“蔡锡勇的《连环帐谱》，为中国之有会计学术著作，破了天荒！”（杨时展，《中华会计思想宝库》总序）作者蔡锡勇（1850－1897），福建龙岩人，同治六年毕业于广州同文馆，擅长英语，曾任驻美公使馆翻译官，回国后留广州实习馆任教员。以后，蔡锡勇被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任命为洋务局委员，以及以道员衔受命筹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织布局等新兴实业。蔡氏以其坚实的外文根底，一直与洋人打交道，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颇多，特别是对当时在西方已普遍推行的借贷复式记帐法极为推崇，由是萌发向国人介绍与推广这种先进记帐方法的念头。从钻研到执笔，数经寒暑，终于写成《连环帐谱》一书。但在生时未能将其付梓，后经其子蔡璋赴日本考察，对全书加以校订，《连环帐谱》才得以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湖北官书局出版发行。
《连环帐谱》一书，既以意大利首创的借贷记帐原理为蓝本，又力求“参以中土要理”。因此，该书将帐户借方译为“该收”，将贷方译为“存付”。其记帐要领是：“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收即彼存付，彼该收即我存付”，从而构成收付、存该的连环，收付之结果与存该之结果也必相连环，故称“连环帐”。书中举有实例，运用中式簿记的传统帐簿格式及书写方式形成“帐谱”，因而命名《连环帐谱》。由于受当时保守思想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此书出版后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1907年，我留日学者谢霖和孟森在东京出版《银行簿记学》一书，这是我国继《连环帐谱》后的第二部会计著作。这本书结合银行业务，将借贷记帐法原原本本地引进中国，并且采用西式帐簿和横写的方式，运用阿拉伯数字记帐，使中国人初次见识了西式簿记的真面目。
以上两书自出版到上世纪末已有90多年，后学者已经很难见到原著。为使这些“海内只存孤本”的瑰宝不致湮没，1997年谢世的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终将这两部20世纪初的出版物，连同会计界前辈杨汝梅（众先）1926年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共三书汇编成《中华会计思想宝库》第一辑，并为《宝库》撰写了总序言，在中国财经出版社按原书版面影印重新出版。此举对保存中国会计史籍，弘扬中华会计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二、改良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之争
上世纪的30年代，是我国会计界对记帐方法论战的开端。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全面引进西式簿记？还是在传统中式簿记基础上加以改良？双方的代表人物都是当年上海著名的会计师：一位是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的潘序伦（1893－1985），他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经济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27年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翌年改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并先后开办“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出版、发行立信会计季刊、立信会计丛书，对我国会计事业，尤其是对西式簿记的引进和我国会计的革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位是执着地推广改良中式簿记的徐永祚（1891－1959），早年就读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天津中国银行和上海物品交易所任职，1921年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出版、发行会计杂志和专著，开设会计人员训练班，曾为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建帐、查帐、培训会计人员，在当时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引发这场论战，起于徐永祚《政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的发表（随后还有《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论著问世），当即引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成员的责难，先后有潘序伦《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顾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钱酡溅《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针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内容提出质疑乃至批评。以后在双方的刊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各为自己所主张的记帐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交锋。
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徐永祚为首的改良派认为，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如帐簿无一定组织，记帐无一定科目，记帐简略而过帐繁复，记帐单位凌乱，各户层次不清，未采用多栏式记帐等等，但是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然保留收付为记帐符号及中式帐簿记帐方式等传统做法。而以潘序伦为首的改革派（郭道杨，1988）则认为，改良中式簿记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中式簿记是不科学的、不进步的，只有借贷复式记帐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双方刊物停顿，争论暂时搁浅，但两大会计师事务所仍各按其主张推行不同的记帐方法。直至解放前夕，我国工商企业中采用借贷记帐法者多为大型企业，采用改良中式簿记者以中型企业为主，而在一些小厂、小店，有的用改良中式簿记，有的仍沿用单式收付记帐法。但是，各高等商科院校会计系从选用教材到讲授课程，则只讲借贷记帐法，从无动摇。
我国著名会计史学家郭道杨教授在《中国会计史稿》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翔实的记载，并且作出了公正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三、收付记帐法与借贷记帐法之争
（一）记帐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上海《大公报》于1950年1月和3月先后发表了章乃器所撰《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及《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两篇论文，主张“统一地依据货币的收付关系而记帐”；换言之，即以现金的收付为基础，根据现金的真收付和现金假收付（转帐业务）的观念来记帐。也就是后来的“现金收付记帐法”。作者断言：“我们固有的收付记帐法，不但是民族的、大众的，而且是更科学的。反之，外来的借贷记帐法，当然不是民族的，不是大众的，而且还是不够科学的。”以上两论引发的议论，自然是强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专门的会计刊物可以提供读者讨论的园地。直到1951年1月《新会计》创刊，当时担任中央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司长的安绍芸，在这期刊登的《关于记帐方法的说明》一文中说：“中国现在通用的记帐方法有二：一为借贷记帐法，应用复式簿记原理；一为收付记帐法，就是章乃器先生和徐永祚会计师等所提倡的记帐方法……。一个是新的，外国的；一个是旧的，中国固有的。究竟那一个好，那一个不好，见仁见智，直到现在仍得不到解决……。孰优孰劣，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段话就为记帐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开了绿灯。
1951年2月，《新会计》发表了张道传、朱家珍合写的《讨论章乃器先生的收付记帐法》一文，作者认为：收付记帐法的观点着重于“现金观点”，借贷记帐法的观点，则着重于“财政观点”。在举例比较分析后，提出“现金观点”是片面的，主观的：“财政观点”才是全面的，客观的。因此认为借贷记帐法比收付记帐法更科学，更进步。《新会计》编者在发表此文前面加有按语，希望以此文“作为一个引子”，引起各方面都来参加讨论。
（二）五花八门的收付记帐法相继出台。
《新会计》1951年2月另又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四种收付记帐方法》，此后，在《新会计》和1952年创刊的《工业会计》，1959年创刊的《企业会计》以及1964年创刊的《会计》（以上几种杂志均系前者停刊、后者发行），乃至1979年创刊的《财务与会计》等杂志和其他报刊均断断续续地有新的收付记帐法提出，也有对这些方法进行讨论的文章。就以我们当年收入文集的收付记帐法就达十几种之多。在这么多的收付记帐法中，有单式帐，也有复式帐；有的名同实不同，也有的实同名不同，不免让人有眼花镣乱之感。但是在这么多的收付记帐法中，有的影响较大，有的使用范围较广，有的仅昙花一现，有的使用时间较长，殊不一致。现择其中三种说明如下：
1、现金收付记帐法：现金收付记帐法的特点是以现金作为记帐主体、用收付指明记帐方向的一种不完全的复式记帐法，也是我国固有的“跛形帐”的发展。本文前面介绍的徐永祚会计师的改良中式簿记和章乃器先生所倡导的收付记帐法基本上均可归属此类。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不少工商企业采用它。1949年后，银行系统、供销社系统、事业单位和不少工商企业均采用过它，人民公社初期的生产队也使用过现金收付记帐法。
2、财产收付记帐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9期刊登了阎伯臣、何光裕、吕伯炎合写的《关于记帐方法的探讨》一文，首次提出了“财产收付记帐法”的概念。两年后，他们又在《会计》1964年
来源： 中华会计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