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博士：结缘广西 填补空白

    2009年7月29日，来自孟加拉国的博克迪尔博士结束了他在广西的博士后课题研究工作，启程回国。
博克迪尔博士工作的广西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改良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是我区首批建设的人才小高地载体单位，也是人事部2000年批准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以来，已累计吸引了来自中国、古巴、孟加拉和印度4个国家的13名博士进站开展研究工作，成为广西目前唯一有外国博士进站工作和研究的博士后工作站。这些外国博士是如何来到这里开展工作与生活？他们的到来又给广西带来了什么？日前，记者走进这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采访了其中部分外国博士。
结缘广西
来中国前，从日本拿了博士学位的博克迪尔原计划到菲律宾工作。一个偶然机会，博克迪尔发现他的专业知识似乎更适合在中国发挥作用。
那时他收到一个发自中国的国际会议邀请函，邀请他参加由广西农科院承办的“甘蔗糖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主修甘蔗的博克迪尔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学术交流的好机会。就这样他第一次来到了中国。那次的中国之行给博克迪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原来中国也是一个甘蔗生产大国，而广西农科院在甘蔗的科研方面竟然具备了国际领先水平。2006年，广西农科院再次承办“促进发展中国家糖业科技进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获邀赴会的博克迪尔，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广西的机会。得悉广西农科院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于是他主动与院长李杨瑞博士联系，表达了愿意来中国工作的愿望。双方就这样一拍即合，2007年，博克迪尔来到广西作物遗传改良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工作，他承担的科研课题是甘蔗种植中硅肥在土壤里的应用研究。
年轻活泼的大卫在印度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该机构与广西农科院有着长期的联系。在导师们的推荐下，大卫决定来广西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临行前，很多朋友和亲戚都不解，说中国和印度都是差不多的国家，到中国能学到什么？为什么不去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有些茫然的大卫来到广西，很快发现自己的选择没有失误。“这里的基础设施搞得很好，城市发展很快。”最让他高兴的是，实验室里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条件，自己能自由使用。“我的一些在发达国家工作的同学还不如我，他们申请使用一项科研设备得排队好几天才行。”
在广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大卫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罗梁天。同样来自印度的库马博士选择到中国来的理由非常简单，他就是通过广西农科院承办的两次国际甘蔗研讨会论文集，发现了广西在甘蔗研究方面有着领先国际的科研实力，就决定了来这里工作。
填补空白
洋博士的到来，填补了广西在某些科研领域上的空白。而他们在工作中的认真与效率，也让中国的同行十分敬佩。
博克迪尔从事的硅肥研究，在中国很少有人涉及。在两年多的研究工作中，博克迪尔发现，硅作为一种工业品废弃物，用作农作物肥料有许多益处。中国南方土壤普遍缺乏硅肥，而硅肥不仅成本低，还可使甘蔗等作物生产提高15—16%的产量；水稻、甘蔗等作物吸收硅肥的能力比其他作物都强；使用硅肥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植物病虫害。博克迪尔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陆续在相关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期间，他调查了广西3市6个县的甘蔗与水稻种植情况，深入田间掌握了许多科研数据，并对硅肥的施用量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完成学术论文的同时，博克迪尔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同行和农民推荐硅肥。他告诉他们，国外施用硅肥，每公顷可增加200美元的收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重视硅肥的使用，美国甚至把硅作为常规肥料来用。他认为，中国需要研究与发展硅肥。
大卫研究的木豆，是一种兼具经济和防止水土流失价值的作物。1999年，广西农科院与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达成了引进木豆的合作计划，木豆被引进广西种植。经过多年的发展，木豆在广西的大石山区安了家，面积一度达到7万多亩。大卫的研究工作是选种育种，选择最适宜农民种植、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好种。由于这种作物在广西种植不多，大卫经常要到田间取样，观察各种早、中、晚熟品种的生长情况。为了取得更好的品种，大卫还经常从印度带回一些好的亲本材料，从中进行杂交繁育。中国的同行说，他是下田最多的洋博士后。在合浦，大卫边搞科研，边指导农民种植木豆。他说，广西的农民接受科技的热情很高，创新意识也很强。比如他告诉农民木豆可以做粮食，做饲料，还可保持水土，农民就很支持他的科研工作。试验田的工人甚至会问他，木豆的叶子能不能做茶叶？然后跟他要叶子回去做试验。
库马的研究工作是利用SCAR标志筛选耐旱的甘蔗品种，即通过分子育种方法选育甘蔗新品种。来广西一年，他已经在基因表达方面找到一些东西，研究工作在顺利开展，也初见成效。
难忘中国
身处异乡，洋博士在中国生活有许多需要适应的地方。在融入环境的过程中，他们和中国同行结成了朋友，在收获了学术和科研成果的同时，在生活中更学到了很多东西。
聪明的大卫来中国没多长时间，就在同事的帮助下，学会了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了兴趣，特别是每到节日，他会特别注意观察中印两国间不同的节日文化差异。于是，新年、清明节、中秋节，他都跟着中国同事罗瑞红回家，包饺子，吃粽子、月饼，踏青……中国节日让他的业余生活丰富了很多，更让他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库马是个素食主义者。携全家来中国工作前，他也很担心饮食、语言方面如何适应的问题。但中国同行的热情帮助让他的担心变成了多余。他把两个孩子放进了农科院的幼儿园，让他们和中国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在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所以交流不仅用嘴，还要用手势。来这里后，我就像在印度一样边说边打手势，基本上就能沟通了。”至于让他担心的饮食问题，印度有的蔬菜种类中国大多都有，只是做法不同。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库马的饮食习惯正在逐渐中国化。“我们的食品喜欢添加很多香料，把食物煮得很烂。中国这边不会添加很多的香料，还强调少盐少油，新鲜，清淡，这是很健康的饮食。我和我的夫人都很喜欢。”一家人到了中国的节假日就外出旅游，“我们已经去了桂林、大新，那里的景色太美了。”
在中国工作、生活，博士们说，他们最敬重和佩服的人就是院长李杨瑞。库马说，我们有什么问题只要向李院长反映，一定能尽快得到解决。博克迪尔认为，李院长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更是一个科研人员，他的思维方式、言行、举止，都更像一个科研工作者，这对广西农科院的科研工作将有很大的益处。
在中国的打工经历对博士们的影响也许远不止于此。出站后，博克迪尔收到了南非国家的工作邀请，他认为，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奠定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基础，今后无论到哪，中国都会是他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