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对话有四项讨论议题，即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本月24日至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将在北京举行。在去年7月举行首轮对话之后的一年间，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全球经济金融形势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两国关系亦因此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本轮对话的看点？在公开的议题背后，双方又存在着哪些真实诉求？谋取共赢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在哪里？人们应该对这一两国间最高层次对话机制抱有怎样的理性预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本月2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相较一年前，本轮对话在背景上的最大变化在于中美两国如今呈现出一种更加平衡的“互有所需”关系，而高层对话的意义正在于明确和深化这种关系，为未来解决具体问题及推进具体合作确立框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是一种处于全球架构下的中美最高层次对话，其前瞻性和战略性决定了对话的成败不在于是否能在短期立竿见影，而是着眼于长期的合作与协调。”陈凤英表示。“人们应对对话保持理性预期，比如不能指望贸易磨擦一夜消失等等。”不过，她也认为从目前两国的利益契合点和推进态度来看，本次对话可能尤其会对双方未来在新能源领域合作带来有益影响。
中美关系寒暑交替
尽管寒暑交替一向是中美关系周期性表现的一个特性，但是过去的短短一年间，两国所经历的由热至冷而后缓和的关系仍然有些不同寻常。在去年首轮对话之后的几个月，中美关系发展平稳，特别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同舟共济，为推动G20匹兹堡峰会取得成功及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情况在去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后却发生了变化。华盛顿大学中美关系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20日就即将举行的对话在中美商会发表演讲，称过去6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国关系相继经历了“严冬”之殇与“暖春”之旅。
所谓“严冬”时期，大体是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初，其间导致或反映中美关系恶化的事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针锋相对、美方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谷歌公司撤出中国大陆、密集的贸易磨擦、美方强力施压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而所谓的“暖春”阶段起始于3月初两国官员的接触，即双方同意采取协调步骤解决现存问题。之后，美国高层官员频繁访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赴美参加核安全峰会并与奥巴马会面，此后两人又多次通过电话进行富有成效的一对一沟通。两国关系因此重新回到相对稳定的状态。“现在，在北京已经入夏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中美关系是否也会迎来夏天。”沈大伟对记者表示。
“互有所需”成为关键词
回顾一年前的首轮对话，当时全球经济尚未摆脱衰退，复苏绿芽若隐若现，其中抛出大手笔刺激计划的美国尤其需要外部融资渡过难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美国更需要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使得美国无暇顾及其他诉求。如今，美国经济复苏已相对企稳，至少已经从低谷中走出，而欧债危机更加大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间接提升了美国政府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陈凤英认为，这种背景变化的结果就是两国在本轮对话中可能更多地是寻求平等交换各自所需，而不再存在“谁更需要谁”的地位差别。
除此之外，陈凤英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是影响美方态度的重要因素。今年11月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而奥巴马及民主党的民调成绩较其刚上台时已有明显下滑。为争取更多选票，奥巴马政府很有可能会在对华问题上保持相对强硬的态度，包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以及施压人民币升值等。这种政治风向也有可能在对话中有所体现，因此不排除美国在本轮对话中会对中国提出更多诉求。 {page_break}
透过议题看诉求
本月20日，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在对媒体的吹风会上通报了本轮对话的四项讨论议题，即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陈凤英认为，这四项议题充分体现了两国对话是一个在全球架构下的对话，而并非仅仅关乎一中一美。在这个危机后的多事之秋，如果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率先协调立场争取共赢，则无疑会大大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比如，在宏观政策协调方面，曾经存在于中国一方的对美元资产安全的担忧可能转化为两国同时关注的对整个西方债务问题的担忧，即在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前者的债权安全和投资者利益；又比如在汇率问题上，在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暴跌的背景下，双方可能需要跳出人民币或是美元的框框，而是讨论所有主要货币的汇率稳定问题。
当然，在每一个议题之下，具体到两国的利益协商更加引人关注，而两国毫无疑问也都有针对彼此的不同诉求。沈大伟认为，在本次对话中，美国方面可能更关注六方面问题：一是希望中国更多消费；二是希望中国协助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三是扩大美国在华出口和投资；四是希望中国支持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的立场；五是希望中国进一步面向外资开放金融业；六是提高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的透明度。而中国方面可能也希望在六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是减少对中国在美投资的歧视；三是取消或减少美国高科技出口限制；四是减少对华贸易制裁；五是不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对华说教；六是要求美国关注其国内储蓄率并制定稳妥的财政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在对两位专家的采访中发现，他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陈凤英认为，此番对话美国最大的意图在于扩大对华出口，特别是开拓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加强与中国的新能源合作。
“在落实奥巴马关于在五年内实现美国全球出口翻番的计划方面，短期内新能源是其最为重要也最为现实的突破口。”陈凤英表示。事实上，这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此番早早赶赴中国并频频露面阐述中美新能源合作前景中即可见一斑，而美方近期有意对高科技出口松绑的消息似乎也在为此助阵。试图揣测中方立场的沈大伟则对记者表示，降低美国高科技出口限制及技术转让壁垒可能也是中国在本次对话中的最大关注。如果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各取所需，则美方可扩大出口，中方可节省研发成本，同时对于纠正贸易失衡及解决环境问题都将大有裨益。
来源：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