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N连跳”悲剧震撼着世人，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企业员工，特别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
在我们这座遍布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接替父辈成为技术含量最低的普工，他们的境遇到底如何？记者赴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瓯海经济开发区、鹿城双屿、仰义等地展开了深入调查。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最渴望能体面劳动，并有尊严地生活。
一半时间在工作
每天节奏很快却如机器
5月31日晚9时许，瓯海飞鸿眼镜厂车间，从事装搭的普工赵志刚的眼皮已打架了几个小时。尽管他感到很累，也要熬到下班铃声响起。
“我们厂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但每人每天都要装搭1000来副老花镜，谁做得太少就会影响订单完成进度，要扣奖金的。”贵州黔南籍90后赵志刚说，他进厂三个多月来，目前一天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基本任务，从早上8点忙碌到晚上10点，其间中饭和晚饭稍作休息。
“除了吃喝拉撒，我就像台机器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雷打不动，重复着“一拿、一拼、一放”的机械化动作。”赵志刚苦笑道，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三岁小孩看两眼也能很快上手。
令他郁闷的是，工作两年多、厂里最快的熟练工，一小时也只能装搭150副。“即便我再苦练，月收入也难以超过2000元。”赵志刚介绍，工人装搭一副老花镜能得5分钱左右，他一个月只能赚1500元左右。超过劳动法规规定8小时的时间虽说是加班，但因为实行计件制度，就没有加班工资或补贴。
“每天把品检员检验后的皮鞋一双双放进盒子，包好、码放好就可以。”鹿城奥利莱克鞋业从事包装的90后普工李萌说：“我的工作简单得让我这个走出高中校门的人不用做任何思考就能完成，不过要与生产线上的员工们一起工作10至12小时，才能完成一天的任务。”
与赵志刚、李萌等一样感觉自己只是流水线机器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类似的工作让人没有任何成就感。
文化技术均不高跳了六次槽又回到原点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学历只有初中、高中，极少数是大专或大学本科学历，比他们的初中没毕业、小学没读完的父辈要高一点。
“其实，高中学历早没啥用了。”湖北襄樊籍80后农民工刘炳辉目前在龙湾蒲州发邦紧固件工厂做普工，此前2年已经换了6个“饭碗”。他摇摇头说，“跳了6次槽，跳来跳去还是做普工。”
刘炳辉第一份工作是在物流公司当搬运工，此后当过涂料公司油漆工、餐饮店外卖员等等，都是体力活。“文凭和技能都得不到面试者的认可，为了生计，我只能去做能填饱肚子就可以的行当了。”
刘炳辉本来也想到一家企业做学徒，学门技术，但都半途而废了。这一点，他至今为自己的耐性与心态不好感到后悔，在温州呆了三年多还是老样子。
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目前在一家来料加工厂做鞋帮的戴欣欣，原本也想从事文秘方面的工作，然而没有一家企业接收她。“他们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一看到我的高中文凭就看也不看。”
她跳过三次槽，但仍没有好的发展。
不知出路在哪儿
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普遍的焦虑：那就是未来在哪里？
工厂生产旺季时，他们每天夜班结束就累得直接睡下，没有时间去看看书、参与培训，一月一度的休息日也不会给生活有什么调剂。而在淡季时，他们又会产生惰性，打不起精神学习知识与技术，得过且过。
“我们工作时是和那帮同事或老乡在一起，休息时间也是这样。”瓯海梧田凯尔则打火机公司的新生代农民工方晓说，他们的圈子很小，平时就在工厂附近转转，逛逛街、上上网吧、看看盗版碟。“我们很少去市区，那里让我们向往，但感觉那里不属于我们，有一种拒我们于千里之外的气场，让我们不敢贸然接近。”
方晓说，他们普遍感觉温州本地人对他们的歧视，眼神里就可以看出那种“鄙夷”。
“相对于我们老家，这里的城乡接合部挺适合我们了，能解决吃、穿、住各种生活所需。”双屿兴隆鞋料材厂的新生代农民工李丐非说，此处碰到的都是新温州人，大家有共同语言。
李丐非说，他没有一个温州朋友，只认识两个温州人——老板和老板娘。“我们难以融入到温州人及城市的圈子，我们也不想回到老家农村种地——从来就没下过地，也不会种，我们买不起房、只租得起最差的房子，因而只能寻求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圈子里游离。”
而记者走访时注意到，这些边缘地带其实就是“脏、乱、差”的地方，社会治安也不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受环境所限，文明程度也相对较差，置身其中自然会受“熏陶”。
少索取而多关怀
让他们有尊严有希望
在近一周的走访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挺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们谈起富士康“12跳”悲剧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理解，对于自身的困境也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们期待过上好日子，但又不想像父辈那样最终选择回乡。他们想扎根温州，但对于目前的生存环境和心境都觉得不佳，感觉一些企业对他们“索取”得太多了。
其实，温州有不少企业在对待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康奈、奥康、法派和金州等企业。为了营造和谐的企业环境，让员工安下心来工作，法派将“关爱员工生活，营造快乐氛围”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多种方式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法派集团董事长彭星表示：“做企业就是做文化，企业要长远发展，一定需要有一个适合它发展的文化。先生活后工作，如果生活不好，工作就没有意义。我们要把员工的福祉作为我们的责任。越是经济危机时代，我们越希望给员工更多的关怀。”
法派集团近日面向员工出台了《餐费补贴执行办法》，该办法规定自6月2日起实施，不同工龄的员工将享受30%至50%不同比例的餐费补贴。这是该集团最近推出的一系列“关爱员工”制度中的一项内容。另外，我市工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也正在为保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煲一顿“心灵鸡汤”
让人人得到情感呵护
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让我市越来越多的民企将关注的目光，从原先的薪资、福利待遇和硬件设施投入，延伸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领域。许多民企请来专业的心理咨询专家，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温州春光五金有限公司前不久花15万元，订购了温州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心理疏导服务课程，请来专家特地给新生代农民工烹制了“心灵鸡汤”，讲授如何学会情绪管理，保持阳光心态。此前，我市戈美其鞋业有限公司投入50多万元建设的员工减压站----阳光俱乐部正式开业，正泰集团成立“阳光服务室”，保一集团成立“员工心理调节中心”，康奈集团成立了“新温州人情感交流站”等。据统计，全市有30多家民企成立了不同形式的心理疏导机构，虽然形式各异，但做法“异曲同工”，均是聘请心理专家，为员工们开展健康心理咨询、培训，解开员工心头的“疙瘩”，让人人得到情感的呵护。
来源：温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