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稳定的劳资关系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储蓄率为何那么高?大家为什么那么使劲的买房子?那是因为大家对于未来非常的不安。”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6月13日做客网易财经《北京观察》栏目时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前，一系列的劳资纠纷事件，使得劳动收入增长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据《新京报》报道，该比值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20%。《人民日报》报道的下降幅度少一些，从1993到2007年，劳动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这种下降趋势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在一直强化。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不断走低?要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局面?对此，国内的多位专家与学者纷纷提出应该效仿60年代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60年代的日本，同样受到过度依赖投资，消费不足，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问题的困扰，时仍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0年之内把国民的收入提高一倍。

　　“实际上用了7年就达目标”。加藤嘉一表示。

　　从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老百姓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消费水平也获得提高。由此，日本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稳定的职业带来的稳定的劳资关系方面，中国值得参考一下日本当年的经验。”加藤加一表示，企业本身是通过劳动者更多的劳动赚来的钱，政府本身是通过税收成立的。那么如何保证劳动者合法的权益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采取了减税也好，包括如何保护劳动者，当企业帮劳动者向政府负责，那么企业在整个社会当中，包括大企业、中小企业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此，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研究员苏海南在节目录制中回应了加藤嘉一，他表示，这个情况可能中国跟日本还确实有不同之处。日本原来的叫做终身雇佣制、员工序列制，都是他们快速起飞的镇山法宝。我们恰恰是反的，因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次性比他们深刻多了，我们是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以前又把计划经济的一些东西当成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好东西，现在发生这么一个深刻的变化，所以现在社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让企业也短期化，劳动者也觉得是各方面都靠不住，所以才会出现刚才许教授说的，我们这种社会的浮躁。这样一个镇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