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12点,乌黑的天空飘着冷冷的细雨。日本北海道最东部的小镇阿寒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
当天早上的“逃亡”以被学校发现并被强行带回告终,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显得格外警惕。凌晨3点,他们穿过了小镇,穿过了机场。由于不断地躲避夜行的汽车,蒿草丛中的露珠和雨水很快浸透毛衣,冰凉的衬衫皱巴巴地贴在身上。当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奔进车站,几乎是在关门的一刹那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发动,他们的“逃亡”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镇这群中国学生的此次夜行,后来成为了震惊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当时35岁。半年前,在上海,这名青年花了5角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张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的资料,于是举债42万日元(约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来到了日本。
由于早年被“下放”而错过读书机会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发点。按照设想,念完阿寒镇的语言学校后,他会考入日本的大学,日后再将妻女都接来日本一起生活。
那个年代,中国人只在日本电影《追捕》中见过北海道,知道那是一片荒凉、寒冷的地方。而到了阿寒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这批学生是为了解决该地区人口过稀的问题。
可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本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学校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个人。
干完一天的工作,已过了深夜12点。末班电车都收车了,丁尚彪才沿着轨道步行回家。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东京,一呆就是8年。他的签证很快过了期,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
为了不吵醒房东,他总是踮着脚上楼。在东京打工还债的这几年里,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要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去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求学梦,寄托到女儿的身上。
这是东京丰岛区一栋修建于30年前的木板楼。丁尚彪做饭、洗澡、如厕、睡觉都是在楼上那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内。洗澡的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刚跑来的时候,我老婆他们想不通,总认为我在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实我就是想为女儿拼点命。”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时,女儿还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毕业班里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1970年,丁尚彪被下放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五河县。粮食的紧缺,迫使老丁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以上的活,就是在那种忍受着饥渴,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老丁邂逅了他的妻子陈忻星。
陈忻星和老丁一样,也是从上海下放到五河县的。在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煤气,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环境中,他们两人共同许下“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
不久,文革结束,他们回到了上海。随后他们的女儿出生,怀着对未来光明前途的憧憬,他们为女儿取名“晽”字。1997年夏天,丁晽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女儿在上海的最后一晚,行李已经收拾了大半。
“一家人分三个地方。”陈忻星低声呢喃,“我原来烧香,听说三根香的长短要一样,我烧了三根长短不一的,是要分三个地方去的。”说着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
8年前,同样在虹桥机场,陈忻星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未团聚;此地此刻,又再度送别女儿,不知何日再见。
丁晽乘坐的飞机先在东京中转,再飞往纽约,她有24小时的停留时间。从小学时代就分别的父亲,8年后,终于能在东京与她再见面。{page_break}
两人约在日暮里站,列车还没停稳,丁晽就兴奋地喊道:“我看见我爸了!”丁尚彪也立刻迎了上来,从女儿的手中接过了行李箱,没有拥抱,就像一次平常的回家。
列车里父亲调侃着女儿“该减肥啦”,“还割了双眼皮嘛”,丁晽娇嗔地答道:“不要和人家说嘛。”
吃完饭,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丁开口:“当年临走的时候,隔着机场的玻璃窗,你在哭,我也在哭,还记得吗?”
“记得一点。”
“你那时候这么小,就是蒙着脸哭。”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第二天,开往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老丁只能把女儿送到机场的前一站,由于非法滞留,他无法进入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机场。
列车在站台停靠了足有半分钟,丁晽捂着脸,父女俩只隔着一扇窗,就像当年丁尚彪离开上海的时候一样。
18岁,丁晽独自来到纽约求学,父亲继续留在东京打拼。在上海,单身一人的陈忻星也在拼命工作着。这是一家建立已久的制衣厂,陈忻星入厂工作至今已有20个年头。为了去探望女儿,她一直在申请赴美的签证。从丁晽出国那年算起,连续申请了5年,11次,可惜,星条旗却不懂母亲的心思。
2002年春,陈忻星的第12次申请获批了。在她的心中,还有一个期盼已久的愿望,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利用中转时间,最长可在东京停留72个小时,这是她和丈夫见面的唯一机会。
“这13年那么的长,天天在盼,盼着总有一天要团圆。”
临行前一天,她特地去附近的一家裁缝店,用外甥送的料子做了件衣服,还烫了个头。而此时,在东京,老丁也忙着准备迎接妻子的到来。
老丁翻出了一个大红色的枕套:“这是我们结婚用的枕套。25年前,她亲手缝的。我带了一个过来,她留了一个。”他憨憨地笑。老丁的门牙已经稀疏,装满了假牙。这几年,他自己的牙齿只剩下8颗。
同样是在日暮里站,同样是未及列车停稳,陈忻星就认出了13年未见的丈夫的身影,同样没有拥抱,丁尚彪接过妻子的旅行箱,等车的间隙,他默默地从背后注视这个女人良久。
这几年,老丁年龄大了,再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他只能去扫扫地,洗洗碗,一周工作7天,全年无休。
第二天,他们两个人相约一起去旅游。老丁挽着妻子拍合照,带妻子尝东京的小吃,赏樱花,看夜景,一同烧香祈福。
这是两个人的东京。72个小时,3天的中转时间,终于,只剩下,默然。
2004年6月,丁尚彪决定回家了。
回国前,老丁决定再去一次阿寒镇。15年前,也正值这个季节,他的日本之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北海道“大逃亡”后的15年,镇里的人口仍在不断减少,政府已经决定把阿寒镇并入钏路市。
看着如今已经废弃的教学楼,堆在墙角的课本,老丁不禁有些悲伤。
“虽然当时的债务很沉重,但是经过了15年,还是多亏了这个地方。15年前,走到这里的时候想,人生也许是悲哀的,(但现在看来)人生是绝不可以放弃的。”
如今,老丁的女儿已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将父母接到了底特律一同生活,20年,曾经天各一方的三口人,终于团聚到了一起。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