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裤与文化撒野
1978年，官方“改革开放”的政治号令尚未公开发布，城市街头已开始了静悄悄的变革。身体解放往往是思想解放和社会开放的先导。而这一历史时期喇叭裤的流行，是身体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喇叭裤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风尚，“猫王”将其推向了时尚服饰的巅峰。在当时流行的日本电影《望乡》里，扮演女记者的栗原小卷，面容俏丽，气质优雅，一条喇叭裤更彰显了优美的身体线条。一时间，喇叭裤文化在中国被推向了令人神往的境界。
喇叭裤是对通常意义上的裤子的反动。它与人体上大下小的体形背道而驰，采用上窄下宽的剪裁，臀部和股部紧缩，近乎贴身包裹，至大腿的下部开始逐渐放大，盖过脚踝。因裤腿长及脚跟部，需要鞋跟加高的皮鞋相配，否则难免拖泥带水，高跟皮鞋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视款式不同，裤腿末端的大小为数寸至尺余不等，最大者可达近二尺。这种逆反的剪裁，因过分凸显了臀部线条，还具有严重的色诱嫌疑。喇叭裤与其他的“文化走私”品——蛤蟆镜、收录机、迪斯科和邓丽君的歌声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市井文化的怪异景观。
栗原小卷扮演的女记者对阿崎婆说：“冬天来了，喇叭裤灌风，我就不穿它了。”而在现实的“文化冬天”里，喇叭裤也同样不合时宜。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这种以凸显身体性感部位为特征的服饰，引起了风化方面的警惕。
一家官方小报这样写道：“当下某些时髦青年，头发留着大鬓角，唇间蓄着小黑胡，上身花衬衫，下身穿着喇叭裤，足踏黑皮鞋，手提放着邓丽君甜蜜蜜情歌的双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这些青年人是在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今年，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各地方动员起来，团员、青年上街纠察，禁止青年穿喇叭裤。若是遇到不听禁令的，可以动剪子强剪。”
对喇叭裤的查禁，让开放初期的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文化上的严寒。但这与其说是“文化冬天”，不如说是“文化早春”。很显然，“文革”式的暴力遭到了开放时代公众的普遍冷遇，喇叭裤的反对者很少有人真正使用剪刀来执行，更多地是通过目光和舆论的暴力来禁止。喇叭裤风潮确实是衰退了，但与来自官方的粗暴禁锢关系不大，而是基于流行时尚风格的自我转变。大约1984年之后，这种款式的服装就不复流行，直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27.91,1.19,4.45%)初，方在一部分款式的裤子上有过小规模的复兴。
差不多与喇叭裤出现的同时，以“今天派诗歌”运动和“星星画展”为代表，前卫青年的自由冲动的文化命运也与喇叭裤的命运相同。摇滚歌手崔健一度被主流观点视作“不良青年”乃至“市井流氓”的文化代言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穿喇叭裤，相反，他的标准装束却是象征着革命的军装。不过，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军容不整的军人，军服领口敞开，看上去像是散漫休闲的便服。
这一装束，呼应着从禁锢的中山装和军装向敞开的西装的着装转变。崔健的摇滚歌曲“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是改革时代初期时而禁锢时而开放的“文化疟疾”寒热交替的典型症状。“咿耶，咿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凛冽的雪地，在这里却变成了对身体和意识的麻痹症的疗治。寒冷的刺激，似乎是可以把感官生命从长期政治高压和僵化的教育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兴奋剂。雪地撒野，这一矛盾景观，恰恰把身体的热与外部环境的冷的冲突充分凸显出来了。崔健唱出了一代人的政治温顺与文化撒野的矛盾状态。
踏脚裤与潇洒步态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剧烈的政治震荡之后，90年代最初几年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其主要症状表现为感知麻木、表情淡漠，整个社会陷入深深的冷漠和昏昧当中。在此漫长、难耐的寂寥当中，人们隐约听到了另一个声音的召唤——“潇洒走一回”。
“走一回”，仅此而已，并没有关于目标的承诺，或者说，已经没有目标可言。类似的表达，是当时在诗人中间流行的另一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这一来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悲剧性表达，道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
潇洒，本是有关水体的某种特殊状态的形容。毫无疑问，需要有一定的空间、速度和相对轻盈的质量，方可使水体呈现为“潇洒”形态。当这一意象转化为对身体行为的比喻时，不仅意指无拘无束，而是在貌似不经意间，像水一样飘逸地洒向周边，并让人可以感觉得到。
“潇洒走一回”，这句话成为那个时期最具说服力和认同感的人生格言，写在风行一时的被称之为“文化衫”的T恤上，被时代的宠儿穿在身上招摇过市。“文化衫”是以身体为书写材料的古老“纹身”技术的变种，是一种避免过分放纵的身体书写的妥协性策略。把格言书写在贴身的亵衣之上，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将在世间行走一回，并提醒他人注意到其步态的“潇洒性”。在此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卫艺术家徐冰通过行为艺术《文化动物》，对这种以身体昭示文化属性的行为已经有过预言性的表达。在布满文章的猪的身上，已经出现了“文化衫”的雏形，其文化价值内涵也昭然若揭。
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一轮商业化狂潮席卷中国大陆，物欲的诱惑已无可抗拒，几乎所有的人都蠢蠢欲动，“下海”一词就是号令。而在“无奸不商”古老理念的支配下，物欲与罪恶相去不远。“潇洒主义”的旗帜是投身物欲之海的一块最好的遮羞布，成为人们心安理得追逐利益的理由和心理寄托。如果说“跟着感觉走”尚且把走和生命的本体感受联系在一起，“潇洒走一回”则只有“走”及其外观。它只在乎自己的生存姿态是否具有可观的外部形态，对感官苏醒与否并不在意，重要的是生存的姿态看上去是否好看。而面对物质相对匮乏、生存空间相对局促、行动相对禁锢的现实，麻木感觉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听命于生命本能的感性冲动，蜕变为一种矫揉造作的“步态表演”。
与潇洒的行走姿态相应的，是踏脚裤的风行。踏脚裤来源尚不明了，它抛弃了喇叭裤的夸张修辞，而力求服饰与身体之间的契合关系，谋求对身体线条的明晰化表达。用弹力的化纤面料，形成对整个下半身线条的贴身包裹；其末端的一根窄细的脚襻，可挽住脚掌，以保证整条裤子的直挺，不至于因回缩导致裤管缩短。凸显的体形，似乎为行走的“潇洒”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踏脚裤的大面积普及，表明至少是女性群体对于身体形态的关注。踏脚裤从妙龄女郎，逐步向中年妇女乃至居委会大妈身上转移，大量地被手艺可疑的裁缝拙劣地复制，加上面料的劣质，纵然可以凸显腰身，却使更多的赘肉被公诸于众。赘肉颠覆了踏脚裤线条的完美性，让下半身陷于形容寒伧之境地。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让人对“潇洒走一回”的可能性产生怀疑。踏脚裤时尚也随即结束，“潇洒主义”宣告破产。
旗袍与小资复兴
世纪之交，是大众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即是小资阶层的兴起。但这一新生的物种，臀部还带有明显的小市民胎记。遮掩或抹去这个胎记，一直是小资阶层的艰难事业。
“撒野”的粗鲁和“潇洒”的矫揉，都无助于纾缓小资阶层的精神焦虑。新世纪初出版的《格调》《品位》和《布波族》等有关生活方式的畅销书，便成为新兴的小资阶层的启蒙读物。小资最容易在细枝末节上暴露令人尴尬的前身本性，而这类读物恰好为诸如言谈举止、穿着打扮这些鸡零狗碎的日常琐事提供范式。
殖民地时期的旧上海的生活，是小资文化的精神母本。超越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之上，小资在身体方面有着极其强烈的表达欲。欲望的身体被推到一个醒目的位置，公开地和肆意地谈论“情欲”，是小资文化的特征。异域的情调和情欲化倾向，是殖民地上海怀旧文化的核心。王家卫的电影和陈逸飞的绘画，使这种消逝已久的传统得以复苏，其中，旗袍，这个殖民地上海的经典服饰，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怀旧文化的核心语义，成为上海旧梦的替代品。
旗袍悄然无语地紧贴在身体的表面，丝毫不张扬，如同东方女子温顺文雅的品质。丝质质地，暗示着东方女人光洁滑腻的皮肤，甚至仿佛有体温。旗袍的叙事是平缓的，同时又是紧凑的，仿佛白描笔记，简约而又凝练。如果说繁复的服饰必须在“脱”的一刻才具色情，那么，旗袍极端的高开衩，则是一个含义鲜明的提示符。仿佛是诱惑天使向着远方的某处绽开的暧昧微笑，无须“脱”就能够满足观淫癖的欲求。旗袍巧妙地利用了服装的矛盾修辞，将东方传统和摩登风格混为一体，使之成为一种极度色情的服装，其似是而非的文化语义，正是殖民语境下所谓“东方情调”的真正来源。
然而，2007年末，旗袍及其所象征的情欲化的身体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李安的影片《色·戒》，继续表达着王家卫（陈逸飞）式的服饰与情欲的关系；但他是在一个敏感的政治语境中，玩着危险的情欲游戏。当身体重新回归到民族国家的场域中，在民族服装——旗袍的开叉处，民族主义暴风骤雨来临前夜的凛冽寒风，使优雅而脆弱的小资情欲文化风雨飘摇。
来源：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