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的服饰文化

　　其一顺应四季穿衣。《黄帝内经》关于顺应四时穿衣的观点主要有服饰的色彩、款式和穿着方式等要顺应四时阴阳生长收藏的特性，防寒防暑，且四时皆需谨防风邪等。如“一年之内，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热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此八者，病者与调理病人者皆所当知。”以衣御寒，以衣避暑，以衣拒燥湿风雨，道理今天看似简单却仍未过时，而先民们把握这些着装经验却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有着悲剧的教训与智慧的总结。这类叙述与提醒随处可见：如《灵枢·本神》言：“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又如《灵枢·师传》云：“便此者，食饮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

　　在衣与人体、衣与四季气候的关系协调方面，能够归纳出在后世看来成为普世价值的深入人心的“常识”，我觉得其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它是万年以来先民着装实际功用层面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或许就是中国服饰功能主义原初的保护理论。服装的保护功能在这里成为潜在而重要的元素得到了充分强调。在人类文明的初萌阶段，如此重要的理论创造与服饰文化的奠基，值得敬重。

　　其二是针对病情穿衣。如肝脾肺肾病理不一，症状不一，穿衣便有针对性地选择：《索问·脏气法时论篇》云：“病在肝……禁当风。病在心……禁温食热衣。病在脾……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病在肺……禁寒饮食寒衣。病在肾……禁犯：啐(火矣)热食温灸衣。”可见病情不同，着装当敏锐地随之而变，如心病不宜穿衣太暖，肝病衣宜挡风，脾病不可湿衣等。《遵生八笺》亦云：“肾病，无犯热食，无着暖衣。”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咳者要温衣。再从病症特质来说，无论寒症热症或宜汗出而解者，亦有着装层面的对策：如患寒症，宜温衣；如患热症，宜寒衣；再如宜汗出而解者，便应厚衣令汗出，《灵枢·痈疽》曰：“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等等。

　　如果说依四季穿衣或近乎生理本能可诉诸平常感觉，天寒加衣，酷暑减衣，似乎每个人通过直觉判断可进入着装实践层面，而这里却迥然不同。衣着的加减改变却需要极具穿透力的医学目光，服饰对人体保护的观念与意识则是进入了更深层面，甚至成为保护肌体、治疗疾病的有效手段。直到今日，大量的医学实践证明这些观念仍未过时，有着现实的效应与功能。笔者幼年伤风需发汗时，家母便令喝绿豆、穿棉衣或裹厚被以发汗来解除。当年，我对这一偏方的神奇颇感兴趣。后来才知，这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明确表述。

　　其三是淡泊着装观念。《索问·上古天真论篇》云：“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这里所叙述的句式和思想都与老子服饰学说可以互证。这里孰源孰流还可探究，历史上黄老并称，从服饰文化层面上看，自有其内在因素。类似的表述还有《索问·上古天真论篇》：“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予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不用更多举例，如果说依四季着衣属于平常感觉，可以判断的话，那么，依疾病着衣就应有专业的穿透性目光；而朴素着衣则是哲人的胸怀和智者的心态了。它强力校正服饰行为与观念中的种种异化倾向，自主自在自由，达到着装的理想心态与养生的最佳效果。

　　我们知道，《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经司马光怀疑，后世或认为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但是，须知在历史传承链上，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仍是以黄帝的形象来立论的，而历代的接受者往往都认同这一话语。何况有不少学者更确信它成书于黄帝时代，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的问答。持这种看法的有：东汉张仲景、晋朝皇甫谧、梁朝全元起、唐朝王冰、北宋林亿、南宋史崧，明朝张介宾等人。所以说，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黄帝内经》中的服饰养生论，正是以黄帝崇高的形象而传布天下、影响后世的，特别是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