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2000年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世纪并购”案，还是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亦或是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终于尘埃落定的吉利沃尔沃并购案，维持商誉仿佛永远是企业并购后的一场恶战。
巨额商誉：超额利润率还是沉重负担
“商誉是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的一种博弈，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中国联通(600050,股吧)广西分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杨军指出。
商誉价值的确定往往是在交易双方达成并购价格后，以并购价格减去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因此，并购的时机、市场环境、谈判双方对并购的意愿等很多条件都成为左右并购价格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随着全球巨型企业的诞生和世界市场进一步的融合，大型并购案屡见不鲜，并购价格中商誉所占比例也越来越高，甚至在有些并购案中，商誉的价值已占并购价格的90%以上。
巨额
按照我国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并购后每年年终需对确认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且商誉减值一经确认，不得在以后会计期间转回。
“商誉的价值更多反映的是并购那个时点的商誉，而资产价值变化很快，
对此，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博士洪金明表示，目前，我国在对商誉的减值计提上也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商誉不能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产生现金流量，在进行减值测试时，通常是建立在资产组或者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进行，而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合的确认直接影响着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结果。
新准则限制了商誉的盈余管理功能
我国新准则对商誉的规定，更便于操作。不仅如此，很多研究都 发现，新准则对商誉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资产减值计提的目的通常有两个：降低资产未来收益和调节利润。前者认为计提资产减值是未来盈利能力的下降，其目的是挤掉资产的水分，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后者则认为资产减值准则赋予了管理者政策选择空间，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对此，洪金明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新准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效地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职业判断空间，比如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资产组的认定分析等。这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主观性太强、随意性过大等问题，加之未来现金流量难以预测、折现率难以选择、可变现净值和可收回金额计算的复杂性等，在商誉计提的比例上，企业仍然握有主动权。”洪金明说。
“商誉的准确估值对投资者的影响是很大的，通过会计准则进一步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的可操作性，增加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序与减值测试方法的披露，对利益相关者更详细真实地获悉企业对减值准备计提工作的完备程序、提取比例与金额是否合适是非常必要的。”洪金明认为。
商誉更需高质量审计机构
业内专家指出，对企业商誉计提减值更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机构。
“在会计准则出台之前，我国很少有企业会去对商誉计提减值。新准则出台后，商誉计提减值的规定更具操作性，少数公司开始在报表中披露这项内容。而外部审计力量的存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商誉计提和管理具有监督和促进作用。”杨军表示。
洪金明也发现，实务中，越是管理严格、
吴寿元表示，注册会计师通常会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放在第一位。很多企业或事务所对商誉的确认、计量或减值计提做得不是很好，原因在于没有追本溯源地去分析商誉产生的基础条件，包括经济、技术、产品、市场等等，如果条件变化了，就应该对商誉的价值做出调整。
来源：企业网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