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理由是“
最要命的是，人民币升值和紧缩的货币条件，已经使国内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4月份的PMI的数据显示，成本压力、货币压力已经使中国企业难以不堪重负，如果一味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失速在所难免。
如何解此恶性循环?办法有的。用结构性提高出口关税的办法减少出口，而让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甚至不断地向贬值方向运行。
如此所为。第一，可以避免国内货币政策一味趋紧，影响企业正常经营，避免经济失速，保住就业;第二，增加财政收入，让这笔增加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强化国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第三，只要进口关税不增加，同样可以达到减少出口，扩大进口的目的，同样可以达到促进贸易平衡、削减外汇储备的目的;第四，同样可以达到不让中国商品便宜外国人的目的。
最关键的一个好处是：企业预期的稳定性增强。汇率的变化反复无常，企业把握起来十分困难。使用避险工具，不仅需要相关技术，而且往往得不偿失。
注意，提高出口关税一定是结构性的，加大限制出口商品的征税力度，并且适度提高一般性和鼓励性出口商品关税，拒绝中国廉价商品补贴外国人。现在，人民币升值无法阻止企业间因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廉价出口，而且越是货币不稳定，越是升值预期强烈，越是货币紧张，企业就越是加快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越是容易廉价销售。这又是另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的事情很令人费解。一方面，政府千方百计稳定出口，通过结构性税率体现对一些行业的出口激励，并借此保就业，保总量――这就是说，从结构政策上看，对出口商品实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但另一方面，政府却允许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对所有出口商品实施打压――就是说，从总量政策上看，对所有出口商品一律实施压制。
这是结构政策和总量政策的矛盾。正好比“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经济代价巨大。所以我认为，结构调整必须更多地侧重于结构性政策，而非总量政策。现在，学者、官员们经常会说，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产业升级，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这话没错，但“有助于”绝非决定性措施，更不该把汇率这一总量性政策变成依赖性路径，这是有违经济学基本常识的。毫无疑问，我们要调整结构就得更多地依赖税收政策，依赖结构性政策。
既然我们要对出口有保有压，既然我们不愿意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国内企业迅速达成整合做大做强，那我们就必须有办法同时达成我们目的。而结构性地提高出口关税，远远优于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因为它的副作用小。
成功的案例有。比如资源类商品出口关税提高之后，资源类商品出口立即萎缩。稀土出口的限制性政策出台之后，稀土价格立即暴涨，中国稀土公司立即利润大增。我们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招数，让我们的服装、衬衫、鞋帽、箱包等传统大宗出口商品的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对这些行业员工的工薪收入进行补贴?
我想，这样做，于国、于民、于企业――三赢。当然，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价格大涨，势必影响出口数量，影响购买国物价。当然要影响，人民币升值不是同样影响?我们不能不转移我们出口企业的原材料成本，而加税后补贴，就是最好的转移方法。因为，单个企业自己转移，能力有限，甚至根本无能为力。
必要时，政府应当考虑是不是可以适度通过增加出口关税，减低进口关税，一来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平衡贸易，二来减低企业原材料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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