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提起“黄皮书”，不由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封皮，上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带来异域之火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些书中，俄苏文学作品占了相当比例，其中一些后来曾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孕育、分娩和成长，是中俄（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离奇而重要的故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很多人（比如“今天”派作家，比如先锋派作家）的回忆著作和文章中，不断看到这些名字：《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们和青春、地下阅读、思想解放等一些词连在一起出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然而，关于“黄皮书”的讲述，基本上都是个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见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其来龙去脉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
张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虽然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多年来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有相当的掌握。在应本报约请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又当面请教、电话采访了多位与“黄皮书”有关的出版界、文学界前辈：孙绳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主要负责人）、陈冰夷（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曙光（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顺新（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具体编辑之一）等。张福生先生特别强调，文章的写作首先要感谢上述几位先生的帮助。下面发表的文章采用访谈体，文体的转换由本报编辑完成。
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
“内部发行”带来“神秘”色彩
读书报：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常常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黄皮书”的事情，还有一些学者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却苦于资料难觅，不得其门而入。据传，您是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多的人，与参与“黄皮书”出版的一些前辈也多有接触，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黄皮书”的概况？
答：所谓“黄皮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内部发行”的图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内部发行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黄颜色胶版纸，故而得了这么一个名符其实的俗称。也有一些书虽未采用黄色封皮，但人们也把它们归入“黄皮书”的行列，这个后面再详细解释。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诗开本。
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答：“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集中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如小说《苦果》（1962）、诗歌《人》（1964）、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出版了一批，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间》（1971）、《白轮船》（1973）、《滨河街公寓》（1978）等。
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译者之一曹苏玲先生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前几天，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书也应归为“黄皮书”。这本诗集的封皮是绿色的，上面未写“内部发行”字样，但书里夹有印了“本书为内部资料……”字样的小字条。我查了一下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确实列有这本书。秦顺新先生认为，“黄皮书”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如果秦先生记忆不错，“黄皮书”的出版似乎有一个“序曲”阶段，但这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面，在介绍“黄皮书”出版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皮书”的缘起。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读书报：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答：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他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先生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已经开始有些乱了，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读书报：还有其他当事人向您讲到“黄皮书”的缘起吗？
答：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话中，李曙光先生说：“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陈冰夷在，还有姜椿芳、冯至。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李曙光先生还讲：“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我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我主要联系的人是陈冰夷同志，有时也找过叶水夫同志。记得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于我是联系人，‘黄皮书’出版后都送我样书，有时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
关于新侨饭店会议，秦顺新先生讲，他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是周扬还是钱俊瑞讲过一句话：“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1971年以后出版的“黄皮书”
文革前的“黄皮书”出版
读书报：文革前，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哪些书？
张福生：文革前出版的应包括小说：《苦果》（1962）、《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解冻》（1963）、《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战争与回声》（1964）、《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1965）、《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铃铛》（1965）、《艾特玛托夫小说集》（1965）等，大约近20种。
诗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它》（诗集，1963）、《焦尔金游地府》（1964）等几种。
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保护儿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风雪》（1963）等约10余种。
还有一批文艺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白俄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1965）、《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1965）等，约13种。这些理论书很少被人们提起，其实它们是“黄皮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美国的《在路上》（1962）和《麦田里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费鲁米娜马尔土拉诺》（1964）、英国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亚的《暴风雨过后的痕迹》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