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第一次出现“
“浙江用工缺口700万”、“
“用工荒”全面升级
从金融危机时便频频见诸报端的“用工荒”似乎并没有“昙花一现”。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其监测的101个城市中，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已经超过2007–2008年0.98的历史高点。
沿海省份无疑是“用工荒”的重灾区。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求人倍率为1.22，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增加0.08，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0.09。即便是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第一季度全省求人倍率也达到了1.2。
“用工荒”不仅仅是用工的短缺，其结构性的问题也更加凸显。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和技工成为最难招的工种。
普工是“用工荒”当中缺口最大的工种。嘉顺针织厂副总经理林小宁对记者说，现在普工不太好招，几乎很少人来询问这方面的信息。虽然给出的工资已经比较可观，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些比较辛苦的传统行业。
不仅普工难招，技工也越来越难求。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
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析，该省用工短缺呈现出扩散化、常态化趋势，企业缺工类型从技工短缺向普工、技工双短缺转变;缺工行业从制造业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扩展。
叠加因素导致“用工荒”
在劳动力供给增量减速之后，中国经济要面临的将是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劳动力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彻底消失。
目前，中国劳动力总量尽管还没有从富余向短缺过渡，但由于劳动力供给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速，“用工荒”开始出现并不断升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用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速所造成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每年平均增速约为1%，但同时，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蔡昉说。
伴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速减少的，还有一系列经济结构变化。数据显示，2010年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充到17个，其中，中西部地区增长强劲，占有10席，而东部仅占7席。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东部快速增长、中西部滞后发展”的阶段，这使得众多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需要大量劳动力，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抢人”现象屡见不鲜。
物价走势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由于农产品价格近些年来持续上涨，加上农业税取消，农民务农收益较过去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正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推动下，物价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加上房价在2005年以后一路飙涨，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受户籍制度制约，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居民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待遇。在农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对比下，越来越多农民选择在家务农，而不是背井离乡去当农民工。
转型升级为根本出路
伴随着“用工荒”的是涨薪潮。工信部近日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显示，继2010年30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幅度达到22.8%)后，今年又有北京、重庆、江苏、广东等13个省市再次较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力报酬普遍上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在今年的“用工荒”中，最先波及的无疑是中小企业。据民建中央的调查，超过90%的受访珠三角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从而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中小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此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日本采取扩大设备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蔡昉说，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2003年开始就是如此。如果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涨幅高达20%以上。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老龄化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蔡昉说。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意味着这一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正是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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