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共99条，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
客观地说，目前这份“草案”亮点有之，暗点有之，空白点亦有之。连日来，媒体对草案的亮点与暗点谈及较多，这里仅指出草案本该纳入却未见踪影的几个空白点。期待能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第一个空白点，看守所转轨。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之后，“洗澡澡”、“做噩梦”、“鞋带上吊”等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层出不穷。这使得一些基层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疲于奔命地忙着应对舆情危机。从自身地位和职权来看，基层部门多关注于个案的解决，自上而下的看守所整治也只是治标之策。治本之道当在看守所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因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部门，在“以押代侦”的陋习下，修理新进的嫌犯就成为某些管理方鼓励或至少是默认的潜规则。为何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比率远远超过了监狱？这并不是哪个监狱长管理能力强，而是有着深层的体制根源。法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唯有让公安部门失去对看守所的直接领导权，看守所才不会在基于破案的压力下，为“牢头狱霸”和刑讯逼供大开绿灯。
第二个空白点是律师在场权。草案虽然重申“严禁刑讯逼供”，且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以何制度遏制刑讯逼供上，却空泛乏力。法学界和律师界呼吁已久的律师在场权，草案完全没有涉及。想想看，刑讯逼供多发生在密闭的空间(多在由公安部门管理的看守所内)，既缺乏人证，也很难及时取得物证。遏制刑讯的存在，不能指望施刑者的良知觉醒，也不能寄望于受刑者的四处申诉。受刑讯者通常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案发时往往已失去人身自由，上告无门，无计可施。律师在场权恰可解决这一难题。有律师在场，嫌疑人将可得到律师的专业帮助，包括见证讯问的过程。有律师这个“外人”在，见不得光的刑讯自然无法进行下去。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律师的在场权完全能够承担将监督正当化和程序化使命，但眼看这次律师在场权入法的良机就要失去。
第三个空白点，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益保障。1996年刑诉法大修，将被害人提升到“当事人”的地位，凸显出立法在当事人权益保护上的努力。但15年来，被害人顶着“当事人”的光环，盛名之下实难相符。以李昌奎案为例，受害人家属既未得到二审开庭通知，也未收到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依现行刑诉法的规定，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无权就案件的刑事部分提出上诉。而法律二审程序并未提及“受害人”，更未明确“当事人”均应参与庭审，不少法院据此理解为二审无须通知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参与。这种做法虽然能在一定时限内降低受害人及其家属选择上访的风险，但也预先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此外，中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得到执行的判决少之又少。这种“执行难”，无疑对受害人及其家属又带来了二次伤害。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恰好能在一定意义上帮助受害人走出因案发而带来的贫苦与困顿。校正刑诉法坚守“被告人本位”的基本立场，回归“被害人被告人同等保护”的原则，填补与此相关的制度空白，正当其时。
程序性制裁也是刑诉法修订草案的空白点之一。以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为例，依现行法上，检察机关认为公安部门应该立案而不立案，可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如认为理由不能成立，应发出要求立案的通知书，公安部门应当立案。问题就在于，警方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感冒，也不照办，而是消极抵触。现行法拿这种骄横没辄。在制度层面让法律监督更深入、更有效，在草案中也完全缺失。
空白点还可列出不少，一些学界呼声很高、共识也多的改革举措，草案并未接受。立法机关在公布草案全文的同时，理应对“该入法而未入”的举措进行释疑。也唯有良好的互动，才能为开门立法吸取民意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