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河镇,草帽就是许多人的一生。
76岁的冯晓菊不编草帽的时候,腰上还是围着一块黑色的大布围裙,这本是编草帽时的防护工具,围着已成了习惯。
每天早晨,她五六点钟就早早起床开始编织草帽,亦如当年。“以前是点煤油灯,灰暗灰暗的,编一会儿眼睛就花了,现在可好了,用上电,一点也不吃力。”到了吃早饭的光景,她已经编好帽子头部的三分之二。
帽顶是椭圆形的,大直径约有十七八厘米,小直经约为十一二厘米,帽头子高有十三四厘米。帽头与帽沿之间嵌有一条用八股棉丝搓成的细绳,是控制帽扣的大小,帽沿也有十多厘米宽阔,保持水平状态。草帽外沿上还嵌进一根约三四毫米粗的毛竹小弹,用来防止帽沿窝下来。一切完备之后,只要剪掉多余的杂草即可。
很多人做好帽子后,都要让磨帽石磨上个五六分钟,否则,做出来的草帽不美观。而冯晓菊编的草帽却从来不用这一道工序。她说:“这非五六十年功力不可,才能做到下手力道均匀,表面平整。”
春去夏来,秋临冬至,冯晓菊一年四季都这样不停地编织着,从一个婷婷玉立的小姑娘,直到现在七八十岁高龄,还是不肯歇手。“习惯了,一辈子做的事,不做闷得慌,反而笨手笨脚了。”
草帽或许不仅仅是冯晓菊的习惯,更是这群普通农村妇女的梦想、自信与成就。
“我可曾是家里的‘顶梁柱’,男人们种田收入都没我高呢。”说到这儿,冯晓菊的脸上光彩熠熠,万分满足。她说,25岁的时候,她编一顶草帽能买50斤大米,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月了。
当时,普通工人每天最高工资也就是一元二角,村里的妇女每天能做三顶草帽,出售草帽的价格每顶是四角钱。而冯晓菊每天只做两顶草帽,但因为手艺出众,出售的价格每顶草帽是普通价格的三倍。全村大约有二三百个年轻的小伙子,头上戴的草帽十有八九出自她之手。
最让冯晓菊觉得脸上有光的记忆,停留在天章家路桥后的一座小学旧址,现在一部分已经变成了长河成人学校。
长河镇的几位乡贤曾在每顶草帽收购款中代扣六厘(后改为一分)兴学资费,“国际懋迁,妇功是支”,一顶、两顶、无数顶草帽“盖”起了这座“草帽业小学”,余姚、上虞的学子都来这里求学。
是的,草帽来自草根,亦有不平凡的力量,这就是它的语言。
它向周围的人诉说,向下一辈诉说,向世界诉说。正如你要读懂非洲,要从北非古老的神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铜铸体味一样,最普通不过的民间作品,往往蕴藏着对生活、对自然最丰厚的情感。
读懂了这种语言,你便真正认识了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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