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狂风、暴雨、天文大潮三个因子恰巧在时间上叠加发生时，便会导致损失最为惨重的灾害。这便是江浙沿海俗语中的“三碰头”。这个词也成为了徐盛对此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阐释与定义。身为温州本土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大量客户企业的财务报表让他对这场危机有着更加直观的理解。
自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问题出逃美国之后，越来越多的温州中小鞋企倒闭，这个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城市所出现的断裂，瞬间成为焦点，并引爆了各界对国内民间借贷风险以及中小企业生存危机的进一步忧虑。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八大王事件”到2004年的海外“焚鞋事件”，再到此次“三碰头”的民间借贷危情，在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轨迹中，温州总不缺少关注性的话题。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包括深圳温州商会会长陈星平在内的多位受访者认为，在国家货币政策松紧交替，企业扩大投资后青黄不接，政府政策、监管相对市场发展需求配套不足，中小企业银行信贷困难，实体经济利润下滑，集中跟风投资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下，中小企业集中、民间资本充裕的温州有其率先爆发民间借贷危机的必然性。
多米诺骨牌
“那都是厂房”，出租车司机向窗外随意一指。在从永强机场开往市区的道路上，“空壳”厂房随处可见。到10月，可统计的坊间消息称，已经有近百家企业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而这只是冰山一角，相似的状况，在温州更多的中小企业中间上演。
2009年及2010年上半年，国家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出于宽松货币与通胀之间的逻辑推演，当时很多企业都加大了负债投资。”在温州当地，一家太阳能企业市场战略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光伏行业受政策优惠，从切割线到太阳能硅片，彼时很多企业都进行了全产业链的扩张。
但随后货币紧缩，数次加息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让中小企业吃尽了银行的闭门羹，原本只是补充作用的民间借贷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
“之前扩张的中小企业已经骑虎难下，资金紧缺，大家只能饮鸩止渴，互相拆借或者高息借债。”徐盛说。徐盛认为，货币政策的骤松骤紧，很难让市场作出准确、理性的预期判断，而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在原材料与人工成本上涨的当下很难撑住。“倒掉的基本都是制造业企业”。
此前有消息称，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问题出逃美国。“信泰集团的轰然倒塌与其进军太阳能光伏地产项目关系密切，光伏行业尤其是太阳能项目的前期资金沉淀惊人，接近80%的企业都涉及到民间借贷。”上述光伏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
他还透露，胡福林原本资金充裕，但今年一季度以来，光伏太阳能的主销市场政策有变，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削减了从中国进口光伏太阳能产品，导致信泰集团资金链断裂。
该光伏行业人士还表示，二季度以来，已经有众多光伏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停产或消失。“假如情况继续下去，行业内估计会有20%的企业倒闭。”
面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窘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甚至表示，如果外部环境不改善，温州存量中小企业将有40%停产甚至倒闭。而陈星平认为，除了有货币紧缩的原因外，也与地方政府在监管与金融服务配套上脱节与滞后有关。
“相对于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政府以及既有金融系统却显得官僚与不开放，这既不符合市场需求，也不符合资金的周转盈利需求。”陈星平说。
这么多的钱，从哪儿来?
在接受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表示参与了民间借贷。借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具体包括温州当地生产生活结余的资金、全国各地温州人的投资回流资金以及世界各地温州华侨的汇回资金。此外，也不排除有少量的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
不仅如此，在资金逐利的驱动下，目前的参与主体与借贷流通路径要更加地长链条与多元化。在徐盛看来，年初至今，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已经囊括了包括个人以及担保公司、典当行、小贷公司、中介公司等各色企业。很多挂着担保、典当牌子的公司，实际上都在做着高风险投资。
这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借贷之城。
“要想知道温州的民间借贷链条有多长，得看你想从哪根链条上往上捋，也得看你想捋多长。”徐盛说。
据了解，温州当地很多担保公司和中介公司都不做担保，而是以每月2～3分的利息代客理财变相吸储，然后再高息差放贷出去。
“除了代客理财敛取放贷资金，一些小贷公司或投资公司的资金还来自于银行的理财产品等表外资金。而个人或企业间的借贷或委托贷款，估计也来自于低成本的银行信贷。而这些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信贷资金很可能来自于银行间的拆借资金。”徐盛分析。
而在货币紧缩、企业资金需求高涨之际，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是水涨船高。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温州地区年化平均民间借贷利率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4个百分点。其中社会融资中介的利率为38%左右;小贷公司的利率则为20%左右，不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
但一位鄂尔多斯的小贷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很多小贷公司的利率早已突破了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红线。
钱到哪儿去?
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为1100亿元，其中仅有35%，也就是380亿元的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的一般性生产经营，较2004年90%的比例严重下降。
而其余的65%资金则进入到了房地产投资、集资炒房领域，或流转在非正规的金融机构之间。
一边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一边是大肆泛滥的炒楼、炒钱等疯狂的快钱游戏，市场人士所担心的民间高利借贷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出效应”已经显现。
“挤出效应”被业内人士分为两种。一种是徐盛所坚持的被动挤出。其认为尽管存在炒楼、炒钱、炒大蒜、炒辣椒等温州资本，但并不是企业融资用途的主流。
而另一种，在上述光伏行业人士看来，则是借贷资本对皮鞋、服装、眼镜、家电等低利润制造业的主动削减。“制造业的利润微薄，再加上今年以来的人工、原材料成本上涨，几乎很难再承受昂贵的高利贷资金。”
陈星平也认为，高回报的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更大。他介绍，温州人抱团，喜欢集中投资，估计会有将近7成的民间借贷规模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了房地产领域。
“我知道有3家企业抽调资金共同成立了一家地产公司，但目前遇到了地产调控，这3家企业都缺钱缺得厉害。”陈星平透露。
“地产调控所造成的资金占用与流转周期拉长，也催化了此次‘温债危机’的爆发。”上述光伏行业人士说。
应对与反思
面对全国关注的“温债危机”，温州市政府迅速作出了救市反应，派出了25个工作组进驻银行，协助银行做好银企的结合，防止信贷资金撤出引发的一连串破产。
10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财政部、央行要员亲赴温州，提出要扶持中小企业，还提出要让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随着温州市政府与中央部门的协同维稳处理，围绕民间借贷问题的“恐慌和假想的最坏情况可能已经结束”。
农业银行战略部人士也对记者表示，从财政部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央行重申重点防通胀的表态表明，目前领导层已经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从市场经济角度，逐利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一拍即合无可厚非，但态势发展到现在，与国家的货币政策缺乏点刹的平稳性、国内金融组织的形式以及民间金融交易市场的建立、监管相对市场需求的滞后性、民间资本对投资的跟风性以及投资者自身对资产负债结构缺乏把握有关。”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说。
分析各因子的权重，陈星平认为，政策以及金融体制的不开放和监管相对滞后占50%的责任;民间借贷过于集中投资房地产，遭遇地产调控占30%的责任;温州民间借贷自身在资产结构配比以及缺乏专业投资人才等方面的缺陷，占20%的责任。
“‘八大王事件’后的第二年，国家惩治了投机倒把，开始鼓励民营投资;‘焚鞋事件’后，也引发了中国制造业的质检反思;而此次，温州出现的民间借贷危机，希望是一个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将金融领域向民资开放、完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金融组织形式的拐点。”徐盛说。
他表示，对此，民间呼吁一直都有，但监管层对金融领域向民资开放的呼吁却一直有所顾虑。“民间借贷在市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不能因噎废食，关键还在于如何疏导与监管，使之阳光化。”申银万国分析师董樑表示。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