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长岛204家养殖户委托律师，拟“直接向康菲公司索赔”6.06亿元，这是自2011年6月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以来，受污染区域公民发起的第二起集团索赔。去年底，
在此之前，今年1月25日，康菲公司、农业部、中海油三家同时发布，称康菲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相较于此前一直对事故责任以及赔偿问题极尽躲闪之能事的暧昧，康菲此举已算得上大改进，但这个径自开出的赔偿数字却依然存在诸多致命缺陷。首当其冲的一点便是受偿对象的“不在场”，其次便是所谓10亿元赔偿的计算过程和标准，公众无从获知。
按照“10亿元赔偿方案”给出的
需要看到，目前呈现的公民环境维权诉讼形态，依然属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缺位，使得公民对环境公共利益长期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正在修订的《民诉法》草案中，已写入公益诉讼条款，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从康菲事件不难看出，“有关机关”不仅莽撞代行公民求偿权利，且“对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问题，在所谓“10亿元赔偿方案”中与康菲公司达成数额更少的合意。而公民这一最有可能说“不”的主体，又拟被“公益诉讼条款”排除在适格主体之外。公益诉讼在中国的长久困境，可从康菲事件中窥见一二，且远非在法案中新增一个条款足以解围。
按照以往同类案件所遭遇的种种，公民通过法律渠道求偿努力，显然不仅一个“艰难立案”那么轻松。从诉讼过程来看，尽管依照民诉法相关
更何况，此前诸如毒奶粉等侵害群体广泛的案件，还屡屡经受地方司法以及远超出司法范畴的种种非难，导致案件长时间得不到应有解决，公民不得不中途放弃。甚至更多的情况还有，由于诉诸法律的不顺畅，人们被迫将法律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而不少地方
公民选择信奉法律，这是对国家权威裁判的信赖，而反观司法实践不难发现，国人几乎没有眼见任何一桩公共环境求偿，借由法律渠道收获正义。这个在《宪法》中明文确立法治为其治国理想的国度，亟待具有标杆意义的诉讼，来重铸公民依法维权的起码信心。这个节点，何妨就从“向康菲索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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