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血汗工厂”的讨论又开始升温，与以往的批判不同，这次讨论更多的是为之辩护，其中网易新闻《
所谓“自愿”是资本设计的结果
支持血汗工厂的观点之一劳动者的“自愿”，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这种自愿应该进行“情感上的自愿”和“经济利益”上的自愿的区分，我想这种自愿更多的是后者，而其实导致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自愿”也是资本精心设计的结果，其实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血汗工厂的血汗之处并不难，诚然这类企业在综合工资上确实比其他企业高一些，但是如果细化到单位时间工资，比如“小时工资”，这类企业肯定要比正常企业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甲厂工人工资每月3000元，无加班;乙厂每月工资3500元，加班8天，如果从整体上看，乙厂工资高，但是如果算日工资，则甲厂更高，这就是其中的奥秘所在。
我们也承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不少的劳动者会为了更高的总工资，而去忍受更低的单位时间工资，这也就像很多人为了拿到低价而购买更多商品一样，而这也是血汗工厂能够存在的原因，但这也明白地显示了其血汗本质，即更多地剥夺了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
而笔者认为血汗工厂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劳动立法不足，而如果中国在进行劳动立法时，能够细化到小时工资，那中国的加班现象将少很多，法律有漏洞可钻，肯定是法律细化不够。
对于血汗工厂，这些存在了几百年的事物，我们完全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中找到答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英国的资本家也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被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在新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从而资本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种状况马上被德国资本家注意到了，当时德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德国资本家如果要赶上英国资本家，并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进行商业竞争，就不能重复英国工厂立法的那些道路，而是要缩短这个阶段。
因此德国的资本家们着急了，德国的资本家们自己成立了协会，要把工作日首先从13个小时缩短到12个小时，此后，德国成为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比如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激动人心、也是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也在1889年获得批准。工人福利状况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德国的“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此后，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
不仅德国的崛起受益于工厂立法，其实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北欧的资本主义发展非常晚，欧洲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就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北欧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进入高峰，而当时北欧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正是这些措施让落后的北欧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性地区。
现在很多中国人可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均GDP连世界前十名都没有进入，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国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欧国家，而且来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证明北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可以说北欧的高福利政策真正地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结合。
以上德国和北欧崛起的经验表明，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超越先进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早已融入了世界产业体系，而当代中国既面临着英德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工厂立法”，也面临着北欧那样的大量住宅建设等福利制度的完善，而这方面中国做得显然不够。
知识分子的“哈耶克情结”过浓
当代中国并不缺乏人权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对人权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一旦遇到企业人权问题，他们便收起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而是表现得像资本家一样面目狰狞，而中国企业领域的
不仅是关注不足，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还成为了中国企业人权改善的拖后腿者，这其中最微妙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信奉哈耶克主义，中国大部分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哈耶克协会的成员，而中国相当一部分媒体人其实也是哈耶克主义的信奉者，尽管这些人并不完全了解哈耶克主义。而哈耶克一生则是以反对社会福利和工人维权闻名，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知识精英和舆论领袖都以哈耶克主义为信仰的国家出现低人权、低福利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世界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并不缺乏关注企业人权的良知人士，比如与哈耶克同时获奖的缪尔达尔就是福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也是瑞典模式的操盘手，而另一位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其提出的“以自由看发展”的理论更是强调“积极自由(享受幸福生活的自由)”的重要性，这些人在其他国家都广受欢迎，而在中国却备受冷落。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叫嚷着“开民智”、“开官智”，而其实最需要开智的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阶级无知识”才是中国最大的悲剧所在，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还不仅仅是知识，还有良知。
何智权：资金来源难保公正性
英国媒体日前披露伦敦奥运会吉祥物是在江苏省盐城市一家“血汗工厂”里生产的，而关于苹果代工厂商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指责亦愈演愈烈。有论者提出一些劳工组织对中国工人调查是有问题的，他们一般没有正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是纯粹在道德高地不明所以地批评中国的劳工问题。我们经常在媒体上面讨论“血汗工厂”，其背后真正的故事是怎样呢﹖
如何判定是“血汗工厂”
一般人会问：到底血汗工厂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的奴隶社会一样，血汗工厂就是工人不吃不喝只能工作呢﹖个人认为，血汗工厂是较为主观的一个词。要去衡量一家工厂是否“血汗”，我们到底是看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安全健康，还是都要看呢﹖我们到底是拿我们国家的法律作标准，还是以国际准则作评定标准呢﹖如果我们看工时和加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正常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即每周超过40小时以外的工时算作加班;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员工一天最多加班3小时，即每天总工时最多不超过11小时;每月总加班36小时。国际劳动组织公约(ILOConvention)则定义每周48小时为正常工作小时，每周加班最多不超过12小时，即总工时一周不能超60小时。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元素例如最低工资、安全健康、禁用童工、强迫劳动等。从工时的例子，读者不难看出，我国的劳动法比国际公约还要严格。那为什么还会被外国工会和媒体批评存在血汗工厂呢﹖其实“血汗工厂”这问题存在已久，而我们到底是以外国人的标准看中国的劳工问题，还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这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血汗工厂”存在已久
为什么外国工会、NGO和媒体都有权力批评中国的工厂，“干涉我国内政”呢﹖这是在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起，很多
在欧美等国，随着媒体的曝光和被NGO猛烈批评为“血汗工厂”后，国际品牌亦开始要求供应商合乎相关的标准，即遵守采购商根据供应商所在国的法律和参考国际劳动组织公约而撰写的生产行为守则(CodeofConduct,CoC)，以及供应商所在地的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而制定的在劳工和环境上的要求;其后亦出现很多行业标准(IndustrialStandard)，如《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lectronicsIndustryCitizenshipCoalition，即EICC，苹果和富士康都是该准则会员)，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行动(Multi-stakeholderInitiative)如ETI、BSCI等也是希望品牌商在全球进行采购时确保供应商的劳工与环境表现。在数年前，这种CSR运动也慢慢蔓延到澳大利亚甚至中国的本土著名品牌，他们开始着手对其供应链进行监督。
对于在华采购的品牌企业，一方面他们了解中国在劳动法的执行力度上还有不足之处，工厂在成本上的操作空间较大;另一方面品牌有兴趣的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和良好的运输，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不二之选。但考虑到外国的工会和NGO的监督，品牌亦有需要逐步提高供应链的CSR管理，故此品牌经常会派内部人员或第三方到供应商工厂进行审核(行内称“查厂”)，如果供应商不达标，品牌企业会要求并提供协助以作改进、情况不如理想的取消订单。有些相对在供应链管理上成熟的企业，亦会支持供应商开展一些劳工和环保的项目，如工人热线、留守儿童、碳排放等。
但是大部分品牌对于工厂的态度是“尽量”符合国际劳工准则就可以，不一定是100%Compliance，也不一定要供应商完全遵守中国的劳动法，因为品牌亦很清楚了解如果政府执法力度不够的话，这也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品牌能否推动供应商在社会责任上提升表现也是看品牌的议价能力有多少，实际点来说就是品牌的采购量有多少。更有甚之，供应商的企业规模有可能比品牌还大，或者他们只是品牌寥寥可数仅供选择的供应商，品牌不选他们就没有其他供货的渠道。我曾经和欧洲一家家电企业讨论过，他们在中国采购家用电器就出现过这问题，他们找的供应商在某些劳工问题上还有缺失也不太愿意改进，但是这供应商已经是行业内做得比较好的，其他工厂情况更差。权衡利弊后，家电品牌还是继续找这家供应商，但也害怕被国外NGO挑中曝光。故此，存在一定劳工问题的工厂依然大量存在，问题只是他们是哪个品牌的供应商而已。
指责者的问题
既然有问题的工厂还大量存在，那就给国外的工会和压力团体留下批评的借口。全球有很多专门披露企业不良行为的NGO存在，就好像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和荷兰的SOMO等，都是定期发布调研报告而对企业进行点名批评。他们会自己进行调研，但是更多是透过工厂所在国的劳工NGO或者学生专门帮他们收集信息做调查。他们都是一群以理念集结、维护劳工权益的NGO，故此觉得很多恶劣的劳动条件都是因为大企业的剥削而造成。
他们批评的企业主要是品牌企业，这是由于一方面引起的关注和效果会更明显，另一方面他们亦需要资金运作。他们的资金来源很多都是欧美国家的一些工会组织、政治团体或者基金会。外国的工会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劳工运动是他们所关心的，也是他们的政治资本，故此有NGO帮他们拿资料做调研，他们也乐于在国会上舆论上批评企业的血汗供应链。
个人认为，当调研报告变成他们拿资金支持的工具的时候，会影响到NGO的选题和报告的公正性。有些NGO为了拿资金支持，因为外国的工会都爱听中国工人被剥削的故事，那他们在写报告时就一定有所偏颇，报告不一定中肯，造成很多情况都会被夸张了(当然中国也有很多环境很差的工厂)。有一次我看过一本批评计算机品牌供应链的报告，其中报告中把该计算机品牌的供应商都列出来;但后来我向该品牌查询，发现有两三家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供应商。但碍于NGO在公共意见领域的权威，以及品牌觉得再加以否认就会给公众批评，只好发了声明说会重新全面评估供应商的表现和答应定期汇报进度。所以，总结来说，血汗工厂的指责是一场政治角力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不断指责品牌或中国的工厂，或者说人家干涉我国的内政，因为供应链的问题非常复杂。只有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要真正了解劳工需求
当我们提到血汗工厂，批评劳动条件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到底最大的利益相关方—我们的工人朋友，到时是怎样想的呢﹖工会、品牌、供货商，到底是为了自己利益或面子好过，随便做些审核、培训、项目而把东西强加在工友身上，还是真的有去了解工人需要些什么呢﹖这些都是大家在指责血汗工厂时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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