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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改革开放三十年民营经济是主力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冲破思想


  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所以,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做对什么才有今天的局面”?不是说中国今天所有事情都做对了,很多事情还是可批评的地方。


  在中国生活,总觉得改革进度不够,但又的确做对点什么,这就要从改革的出发点来讨论,即中国原来什么样子。七十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虽然有很多自身创造,但整个体制模式是苏联样式的,权力高度集中,信息成本巨大,准确下达命令非常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不是做出任何具体决定,而是冲破思想(牢笼)。共产党人闹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是为什么?发展生产力。怎么发展生产力?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很伟大,但他们的著作不是圣旨,因为他们没有实践过,也没有处理过发卡之类的问题,只有走进去才有实践、问题,也才会有新的经验。如果十几亿人的国家都不敢想、不敢试、不敢做,怕犯错误,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改革就是给实践中产生的办法以法律地位


  社会主义公有制覆盖所有领域,比较硬,没有弹性,如何增加弹性?在农村问题上,早些年提出过奇奇怪怪的各种主张,一种主张就是“土地回老家”,当年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回老家”也就是说回到原先那种占有状态,可问题是土改结束,搞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后,农村增加几亿人,这几亿人怎么办?把土地退回到1951年的状态,那三亿人没有土地,这是开玩笑。


  最后发现老百姓很厉害,基层很厉害,逼来逼去会逼出一些办法。据我调查,最早的改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已经萌芽,当时浙江温州有些地方提出责任制,把土地集中到一起,但每个人要有责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甚至土地可以清清楚楚承包给个体经营,有一个类似合约的东西。


  事实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很多措施,在实践中是有的。体制出问题,真正难受的是实践中的人,总要想办法,中国之大,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办法,关键是实践中产生的办法,政治上承认不承认,给不给法律地位。这是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做对什么,不是一批精英想出一套更好的治理办法,而是眼界向下,看第一线做的事情有没有合理成份,然后中央承认其合法性,令其融进体制。改革就是给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法律地位,使其与几十年来的主导体制融洽。


  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局面


  经济发展,搞商业办企业,需要扩大雇工,雇工超过八名,就会出现麻烦。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都认为雇工超过八名就是资本主义。以前划分阶级成分的根据,就是统计解放前三年平均雇多少人。划定阶级成分是系统性的社会歧视,成分高,在当时很不容易出头,得不到平等机会。


  现在民营经济就业人数占70%,税收占大约40%,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当时不冲出这一步,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的局面,不可能这么有活力地发展,也不能想象会出现马云一样的人物。游戏规则变了,市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去抓,而在当时是不可以的,这一步要是不出来,哪儿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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