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下半年出现的沿海地区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家出走、自杀、被绑架，企业连续出现破产、倒闭潮，其原因不同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涉及的主要是民营中小企业而不是大型国企;其成因主要是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其外在表现的基本特征是民间高利贷进入后期崩盘阶段，司法权介入处理出现了一批死刑判决平息事态，而不是国家财政投放救市场。
因此，我们用“
民间金融风险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去年随着宏观调控经济不景气，集中迸发出来。近年连续有一些重大的案例，可以显示基本的脉落。2009年，浙江丽水“小姑娘”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纯民间高利贷筹资7.09亿，造成严重损失和社会后果，法院判处她死刑已经执行。2010年，我作无罪辩护的宁波天一证券公司五个高管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8亿案，公、检、法将有证监会、银监会批准的证券公司合法的委托理财行为，以有“保底理财”的行政法违规，错误地作为刑事犯罪行为打击。法院最后采纳我们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又考虑公安、检察查办了两年的威信，作了定罪免予刑事处罚判决。
2010年暴发抓人，2012年才终审死刑报最高法院审核的浙江吴英案，集资债务7.7亿，资产在侦查期间就被非法处置，性质按刑事方式处理，一、二审法院都判吴死刑，现复核中，引起了两会期间全国性的舆论关注。
2011年下半年的民间金融危机会集中暴发，或者说两三年前就已经逮捕侦查的案件，到这个时间突然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是同我们金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外向型企业和沿海省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浙江GDP从连续十多年的两位数迭到6%以下，企业一片哀鸿。国务院决定刺激经济，2009年搞4万亿投放，房地产也出台了一系列搞活措施，包括放贷和免除二手忘交易税。而这些投放，主要是用在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和大型国企骨干企业，真正落到民营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的极少。
结果这种投放迅速拉动了基础原材料的上涨，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带动了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和房产消费的压力。从而形成了社会稳定的政治性压力。于是国家开始宏观调控，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银行回吸存款，对房地产采取的搞死的组合权。一是一律不贷款，土地抵押贷款停办;二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干预市场，不准卖二套房;三是加征房产交易税。这种组合权令一些民营中小企业一下子面临绝境。
本来用二亿流动资金拍得土地，用土地抵押贷款1亿，完全可以把楼建上去，建筑公司垫资建楼，接到房产销售，基本上能够远转，这样一调控，企业必须再筹集二亿现金流，才能完成这样楼盘的开发。加上股市的政策性调控、矿业的安全性调控和环保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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