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表现
泰丰早就去越南开厂了。
这个耐克最大的贴牌加工商,原先根据地一直在深圳、东莞等地。
但是,随着泰丰企业在越南同奈省和头顿省等地区代工厂相继投产,中国产能则只占32%。
而耐克另一家重要代工企业裕元工业(集团)也开始了转移。
2003年,裕元在中国大陆、越南、印度尼西亚拥有的生产线分别为161、78和51条。如今,这个数字分别是226、120和114条。
耐克的情形并非特例。
“我们正受到中国制造业工资急速上涨的影响。”美国品牌COACH董事长兼CEOLewFrankfort说:“五年内,中国产能将削减到40-50%,并将新订单转移到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
同样,南京的服装老板王先生从东南亚考察归来,他认为孟加拉是“走出去”的一个方向。
“孟加拉政府规定纺织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为1662塔卡,约合人民币只有180元。”他说,孟加拉国所得税税率为37.5%,并对外国投资者,可免最少5年。若选择在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投资制衣企业,可免收入税10年。
其实,今年年初,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春季大调研中,我们发现某服装企业与作了20多年的国外老客户分手,主动放弃了订单。
而这批订单最终流向了孟加拉国。
据了解,2011年家乐福在国内订单金额为3亿美元,分散在全国各地40余家加工厂。但是,现在家乐福将订单逐步转移到东南亚,中国订单量减少了10%以上。
其中一个加工厂,将附加值低的加工产品转移出去,而把附加值高产品放到自己在国内的新生产基地生产。
目前,该企业已经在柬埔寨投资建厂。
其实,南纺集团老总表示,其客户(面料企业)的订单,1/3转移到印度,1/3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或印度尼西亚。
广东的百纳威实业公司,则把去考察柬埔寨,做为应对美国客户的一个筹码,否则定单可能现在就大幅度转移。
吉纺曾在十一年年前在柬埔寨设厂,但因基础设施等问题,来到了东莞茶山,现在其大股东却希望,再到柬埔寨设厂。
而杉杉的做法,就是将两个工厂转移到安徽和福州,以降低劳动成本,留在宁波的工厂则做技术开发。
“这对中西部是一种机遇。”领秀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勇斌说。
在新尝试过程中,“要提升比较优势,”中国服装协会会长杜钰洲说,“首先要研究东部怎么升级,以及怎么向中西部转移,以实现优势升级空间调整。”
杜钰洲前段时间到河南安阳考察四个工业园时,红火的场面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原因在于成本低。”
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中西部各省市出台了各类优惠措施,争抓机遇。”一位业内人士说。
比如,在河南滑县,政府投资15亿元,建设总面积达八九千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配套设施,并对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免收3年租赁费、所得税等,还给每家企业3万至5万元的安家费。
而2005年郑州提出“中国女裤看郑州”后,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当即批示:蓄势而上,打响郑州女裤品牌。后来他到服装园区考察时,提出了“要把服装园区建好,让河南服装腾飞。”
显然,河南人力资源优势是其他省份不可比的,但加工水平和管理还存在问题。
于是,去年他们创办了河南服装技师技工培训学校,并在人口大县设立分校。同时,在全省开展“巧媳妇千百亿”工程,把八百万巧媳妇当做财富挖掘出来。
其实,重庆、四川等地也在蓄势待发。
但是,“要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找准自身优势。”陕西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陈会安说,陕西要把科技、教育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实际上,去年元月颁布的服装纺织防静电和阻燃标准,就是按照陕西标准制定的,相关仪器也由陕西生产。
由此,陕西服装行业协会去年专门组织了专题报告会,邀请陕西省纺织科研所、陕西元丰纺织科技公司领导和专家,进行最新防静电防护服装国家标准培训。
同时,他们还举办了第三届日本重机生产管理培训班、特种防护服装生产许可证申办程序培训班……
而武汉,则“主动引进韩国大邱16家企业,以健全产业链。”武汉市服装商会秘书长李群宝说,2010年他们去韩国参加釜山纺织服装博览会后,18家韩国企业又回访武汉,并决定在武汉发展。
同时,中西部要健全产业链等环境,“品牌转到内地来,也不要只是一个厂的转移,而是系统转移。”湖北省服装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友松说。
“产业转移至少包含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物流产业的转移;同时也是文化、创意时尚产业的转移。”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也这样说。
而要完成高层次转移,“企业之间要开展资源、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多元合作,学会用新技术、新观念武装发展服装产业。”中国服装协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国强说。
“我们不要担心被整合,只要能整合,就能优化自己。”比蓝国际投资顾问总裁李凯洛说。
如此一来,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纺织服装加工基地,沿海企业则利用研发、品牌等优势,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从而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的区域布局。
但问题是,东部企业在沿海还有多大提升空间?
而就是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四川、湖南等省份也缺人。”广州市番禺创信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振昌说。
显然,当劳动力价格不再便宜的时候,加工贸易在中国就难以为继。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即使当前中国农村还有1亿左右劳动力未转移,留给中国外贸的转型过渡期也就仅仅10年。
而从另一方面看,东部和西部开启的民工大战,说明东部企业运营水平和西部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同层次竞争的问题。
“转还是不转,怎么转,企业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复杂了。”步峰鞋业董事长林鸿鸣说,产业转移的问题,他还没有想好。
看来,中国发展需要重新构建新模式,转型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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