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
如果说，21世纪前十年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业转移的黄金期，那么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试图再塑制造业制高点的十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必须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
无独有偶，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试图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浪潮，究其原因是对它们感到了全球化带给它们的副作用，一种期望用某些措施加以修正。产业转移乃是全球化对全球经济资源更合理配置的结果，提高了全球生产效率。而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年初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呼吁，发达经济体不能再将全球化视为必然进程，而应对诸如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尽管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但必须承认，像制造苹果产品这样的工作机会是很难被“再工业化”回美国的。对美国来说，比较现实的策略是争夺高端制造业。如今，一些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研发和部分制造岗位转向美国，如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和通讯巨头华为，希望用这种方式加快高端制造业的升级。
部分制造业流向美国的考虑有三点：本土化战略更有利于进入当地市场(尤其考虑到各国贸易保护措施加剧)，高效可靠的市场和法治环境，丰富的人才和研发能力。
对中国来说，
从机遇来说，此举一则有利于规避贸易壁垒，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二则有助于缓解中国贸易项失衡的巨大压力。
但挑战在于，低端制造业更看重硬件基础设施，而高端制造业更看重软件基础设施，如果中国软性制度改革滞后，则可能导致未来高端制造业一边倒地被发达经济体“回收”。
在应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高端制造业争夺的同时，中国还需应对来自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去年以来，北京和长三角、珠三角等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2010年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耐克只是众多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缩影，它们总会追逐更低的生产成本。
中国在倡导产业升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英国《金融时报》驻印度记者爱德华·卢斯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书中通过比较中印认为，中印选择的不同产业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印的差距：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策略虽然短于催生自主产业巨头，但长于降低失业率、减少贫困和促进社会稳定;而印度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诞生了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却导致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文盲率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虽然耐克等企业正在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但英特尔等企业却在加速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虽然劳动力等成本正在上升，但中国依然有留住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优势。
其一，劳动力成本并非是制造业企业的唯一考虑因素，
其二，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空间，制造业可以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西部而不需要转移出国门;在中西部提供生产要素的同时，东部又提供了市场需求，这种综合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其三，中国企业长于“流程创新”也是吸引制造业企业的重要原因，譬如富士康对于生产流程的不断优化以及众多制造流程专利令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使得苹果对之依赖度越来越大。毕竟，像苹果这样的跨国巨头，所需要的不仅是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还需要更高的生产效率。
比如从短期来看，
去年7月富士康创始人及总裁郭台铭表示，未来三年将新增100万机器人来取代人工工作。也许富士康未必能完全落实这一豪言壮语，但其所揭示的趋势却令人警醒。
为什么机器人比人好?机器人只需摁下按钮就可启动工作，并且效率更高差错率更低，还能有效减少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更重要的是，机器人不在乎是在中国工作还是在美国工作。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祖博福(Shoshana Zuboff)所说的“智能机器时代”，机器人正从蓝领甚至普通白领雇员手里夺走工作，同时也令发达国家看到了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制造业回流的可能。
次贷危机以后，全世界均认识到，强大的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保障，因此对制造业的争夺战已在全球范围内打响，中国拥有一个不错的起跑位置，但能否在这场耐力赛中笑到最后，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态度和改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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