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韩国首尔门户港口仁川最近的直线距离仅有340公里，时差也不过是区区的一小时。然而，当记者站在了首尔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清晰地看到了两国服装产业发展所间隔的巨大“商业时差”。
“链竞争”时代
韩国首尔的东大门商圈，是此次产业观察的起点。
金度演和妻子在东大门市场共同经营着一个3平方米的服装档口，他负责开发市场，妻子负责设计服装，夫妻俩带领9名员工一年创造交易额300亿韩元，合1.8亿元人民币。
在东大门商圈的37个大型批发及零售市场楼宇中的10万余名从业人员，每年创造的价值都在40亿美元以上，他们与金度演夫妻一样，其成功都离不开服装的快速生产流通。
曾经有一篇报道，一位日本客商到达东大门商圈并下订单到最后商品摆上货架，所用时间不到两天。据记者在对东大门商户的采访中了解到，日本客商的事情已经是几年前了，现在一般来说，经销商选定样板后，下单给工厂，这个过程仅需要20个小时，客户就可以收货。
这不得不让以快速反应著称于流行服饰业界的西班牙知名服装品牌ZARA也自叹不如，即使是ZARA从设计理念到成品上架最少也需15天时间。
无论是在全球服装业标杆企业ZARA，还是东大门这个文明世界的时尚商圈，其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产业链的贯通和管理。
在东大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了从事面料、服装辅料、生产加工、商品企划与设计、流通等各种工厂和企业，贯穿了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使得东大门商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商业地产实战运营专家黄伯效告诉记者：“东大门整个商圈的成功在于形成了‘市场产业化’，成为服装产业上下游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黄伯效认为：“批发市场好比一个‘挑夫’，扁担的两头是制造业和流通业，批发市场做好了可以带动两端的成功。”
据了解，黄伯效正在操盘吉林省的一个地产项目——太古广场，就是他对东大门商业模式的全部理解，他要把东大门的经营模式复制到这个商业地产项目中。目前2000个商铺销售已经接近尾声，今年春节刚过，黄伯效就带着商户们包机到东大门进行了商务洽谈，还签订了500亿韩元的输出合同。
其实，大多数品牌的造就都是依托产业集群地的品牌效应，正是因为有了英国的羊毛面料、意大利的手工、法国的设计，才为欧洲服装大牌的扎堆出现提供了“沃土”。
OEM到OBM的距离
发轫于OEM的中国服装(000902)产业在过去20年里养活了不少人，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低端制造的微薄利润压迫得服装制造企业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然而，从OEM到ODM，从低端制造到奢侈品代工，服装企业的好日子也没过上几天。
“我做奢侈品代工做了十多年，金融危机以后破产了。以前做代工，为了拿到订单，就把赚的钱买设备，扩建厂房，这样才能不断拿到大单，经济危机一来，订单减少，设备闲置、员工工资又在不断上涨，很快就挺不住了。赔光了资产，我才算是看明白，现在媒体总在说我们这些加工企业破产，帮我们解决融资问题，其实，拿到资金还不是最关键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根本。”一位曾经在浙江开办过一个中型代工厂的沙老板向本报记者倾诉了代工的苦恼。
贸易结构调整、大量以OEM、ODM为主的企业纷纷转向内需市场，服装产业里的渠道变革频繁上演。一方面，“传统制造型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控制流通领域”渐成趋势;另一方面，大量“轻资产”、“快反应”的商业模式与新兴渠道开始层出不穷。在“捧杀”和“棒杀”之间形影婆娑的商业模式，谁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呢?
中国服装业再次面临集体焦虑，不是企业不想打造品牌，而是很多企业不知道该如何构建品牌，于是品牌构建的机会成本又被推高了。
中国和韩国在服装制造业上都具备国际一流水平。但为什么韩国服装品牌会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和关注。
这并不仅仅是制作工艺问题，更主要的是服装设计和对色彩的审美和应用有很大差异。有人形象地将中国服装产业的格局比喻为“梭子”，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两头”指的是前期的设计开发和后期的包装零售。
而韩国东大门服装市场，以服装设计而扬名海内，70%—80%是设计师品牌，而且近七成是直营店运营，他们对设计十分看重。
作为太古广场的操盘手，黄伯效早在运营理念定位之初就意识到了设计的重要性，他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太古广场已经与韩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东大门时尚观光特区签署协议，创建‘中韩时尚创意设计中心’，将甄选30多位韩国优秀设计师，专设服装设计工作室。同时，太古广场和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服装专业联合办学，培养设计师人才。”
不可否认，太古广场在市场中的谋篇布局，从一开始就彰显出一个百年企业应有的霸气。
正如黄伯效所深信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2001年，韩国东大门服装市场的126家商店就已经入驻日本大阪住江区的亚太贸易中心，在仅仅2600平方米的场地中出售女式休闲服和配件，开业当年就创造了24亿日元的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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