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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布依族服饰文化

服饰是文明的窗口,思想的形象,又是民族精神的外化,而且还是民族构成要素之一和识别民族的标记之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服饰文化。

  一部民族服饰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部感性化了的民族文化发展史。服饰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蕴,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观念、审美情趣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心态都于长期发展变化过程中积淀、固化于各自的服饰之中。因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服饰文化,透过这道民族服饰文化的窗口,我们就能更生动、更深入地切近民族文化的本真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解读布依族服饰中的诸多意蕴和符号结构功能,以求深入地理解布依族文化的深广底蕴,进而理解一种文化必须以其民族性为依据的原理。一旦失却这种蕴涵深广的民族性,它也就不成其为一种民族文化,我们也就失去了历史馈赠的一份丰富多彩的瑰宝。



布依族传统服饰


  布依族传统服饰


  布依族地区出产棉花和蓝靛,自古以来布依族妇女就善于纺织、刺绣和蜡染,虽然布依族分布的几个区域各自在服饰上有细微的差别,但从传统上看,各地布依族的服饰在样式、花纹、图案上都基本一致。


  布依族男子头部包青帕或花格帕,中青年包的帕子均有耍须(土语,即缨)。身穿对襟短衣,多为蓝、青二色。裤子多藏青、深蓝二色,裤管宽大,腰系蓝色布带或绸带。足登鞋尖扎有终红色小泡花的草鞋。


  女子头包青帕,式样有“牛角帕”、“梳高头”、“竹壳长帽”等。中青年女子的包头帕均有编织“牌坊架”或“胡椒眼”之类的精巧花绘图案的耍须。衣裳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无领大襟套装,另一种是百榴长裙,衣着多为青色、浅蓝色、天蓝色,内衣袖口较外衣长而小,外衣袖口大而短,衣襟和袖口均绣有栏杆(花边),花色多样,色彩鲜艳。腰系半截绣花围腰,用青布或绸做成,以绿色布缎作飘带,带上绣有各色图案,带端有耍须,围腰上绣有奇花。裤子多为藏青色和深蓝色,裤脚较宽大,滚有栏杆,色调配搭得当,错落匀称。百榴长裙多用白底蓝花的蜡染花布,足穿自做的青布,鞋口很浅,以露出大脚趾与食指间的脚丫为美,鞋尖上绣有花朵。老年妇女服饰多为藏青、黑色,戴长围腰,但不一定绣花,无耍须。


  布依族服饰的原始意象透视


  布依族渊源于古越人中的骆越支,是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的世居土著民族,虽然元、明、清以来融入了一些汉人,但布依族宗教、文化、生活习俗仍保持着自古以来的传统,服饰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布依族先民豆古恒远的原始意象,正是这些积淀的原始意象范导着布依族的审美意识和观念。任何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总赖于本民族历史的生成和积淀,这种历史的生成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巫术图腾、生活习俗、宗教观念等等。这种民族审美心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不断地整合着先民世界历史的生成因素的方方面面,固化为民族服饰文化中的审美意识,诚如於贤德在其《民族审美心理学》中所言:“集体无意识是一个储藏所,它储藏着所有原始意象的潜在意象。这里的原始指的是最初或本源,因此,原始意象就涉及到人的心理最初发展。”[1]因而,要认识布依族服饰文化,首先就必须理解这种蕴含于布依族服饰中最能体现其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解析布依族服饰中深涵历史渊源的原始意象。



布依族传统服饰


  首先,布依族服饰上多种多样的刺绣、蜡染的花纹图案和服饰的某些样式都不乏原始意象的痕迹。莫·卡冈在谈及原始绘画时指出:“无论学者们在理解这些画像的思想内容时的分歧多么大,有一点却是没有争议的,即每一个画像的背后都有一定范围的神话概念。野兽的形象是动物图腾的模式,女人的形象是神话人物的体现,而器皿、武器或猎人脸上的花纹饰是宗教意义的符号”。[2]布依族服饰上就有众多自然物象或几何形花纹图案,它们正是布依族图腾、神话、习俗等的遗迹。云南罗平、黔西南的布依族妇女传统上有一种“牛角帕”头饰,妇女头上包裹着两只尖角往左右延伸的帕子,形状恰似两只牛角,这实际上是布依族先民“牛”图腾崇拜的遗迹。布依族崇拜龙图腾,这从流传下来的许多有关龙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如罗平收集到的就有《黑龙斗白龙》《神龙战铜鼓》等神话,而服饰上布依族人喜欢以铜铸“龙宝”挂在身上作饰物,上扎各色花朵,以示吉祥。至于花草和其他动物的图案在布依族服饰上也极为常见,比如竹是布依族的图腾之一,布依妇女的竹壳长帽就用竹皮假壳制成,上系花头帕,以示对竹的尊祟,而花帕上还有牛羊鱼龙图案,布依语叫“万私”,象征“万贯金银”;有太阳海水图案,布依语叫“答令”,象征着光明和幸福。布依族服饰上还有一些花纹图案,其原型物象在漫长历史的消磨中已弱化了原先的物象特征,或发生了变形,有的只成为一些几何形图案,如贵州镇宁布依族妇女的百稻长裙,以白底蓝花的蜡染布做成,花形由若干亮晶晶的“水珠”组成辰,分成两排椭圆形的图案,围绕着一个太阳运行,“水珠”即星辰,图案暗示着布依族先民关于日月星辰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再如布依族服饰上常见的“ ”形,这个图案在藏族文化中是太阳形象的变形、抽象,是象征光明的符号,在苗服饰中也常见这个图案,布依族服饰上的“ ”很可能就隐含着太阳神话的意义。{page_break}布依族服饰上常见的波纹、游涡纹图案就更为抽象,几乎接近几何图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象征符号,象征的是南北盘江,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我觉得波纹图案,也许是龙图腾的变形,因为龙形图案较难绘或绣,而布依族又以龙为图腾,所以在制图时就以简代繁,以龙纹图饰象征龙图腾。龙纹图饰也是许多民族服饰中常见的,它通过对龙形的变形、夸张,抽象为简练的龙纹。至于游涡图案肯定也是布依族先民某种图腾物象的简化、变形,只是我们目前还未能对它加以解读。


  其次,布依族服饰中所蕴涵的原始意象具有典型的整合性,使其具备了内涵深厚的民族显性特征。



布依族传统服饰


  工业文明以来,人的主客分立意识强化,客体世界成为人认识和征服的外在对象,进而个体自我意识、逻辑分析思维也相应强化,与此相一致,世界被人加以分类,服饰艺术也褪尽了所含有的整合性的文化意义,而以类别化、个体个性化的面目展示于世人的眼界。工人有劳保服、学生有学生服、职员有工作服、医生有白大褂、军人分海、陆、空不同军装。个性化的服饰样式就更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了,有的喜穿素白裙、有的要穿大红旗袍、有的却穿着牛仔衣裤、有的一身正正板板的西装。现代服饰遵循了形式美的原则,能给人以丰富多彩的视觉美感,但却缺乏深厚的人文内涵,往往只能流行一时。布依族服饰不同,它与云南许多少数民族服饰一样,其上所遗留的原始审美意象是与本民族先民主客不分、物我融合、个体消融于群体的原逻辑的物象思维一脉相承的,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艺术一方面是直接由于人类在生理上需要一种情感上的经验:即声、色、形并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有一种重要的完整化的功能。……审美的动机在不同的文化水准上,都会使知识统一化和完整化。”[3]布依族服饰这种导源于先民原逻辑物象思维的原始审美,就具备统一化、完整化的整合功能,它使主客、物我、个体和群体相融洽,把巫术、图腾、宗教、生活习俗、神话传说、地域特征等全都在服饰审美意象中整合为一,积淀成为干百年来布依族极为稳定的、统一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很难从布依族服饰上找出个性化、分类化的特征,顶多有性别、年龄段的区分特征,但我们却很容易从纷乱的人群中立刻识别出布依族人来,因为布依族服饰中所蕴涵的原始意象整合了本民族远古以来从器物到生活习俗、图腾、巫术、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原始记忆,这些原始记忆所整合而成的布依族服饰原始审美意象是绝不雷同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布依族服饰携带着这些原始意象传承至今,成为其鲜明的服饰上的民族显性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几方面:其一是传统布依族服饰样式统一,服饰上花纹、图案、色调一致;其二是长期不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同一性。从历史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布依族服饰的变化是很小的,即使有变化,也是在不改变民族传统样式、花纹图案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发生的枝节渐变,如贵州镇宁、黔南、黔西南以及云南罗平、师宗等区域的布依族在服饰上就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现代文明的冲击,布依族服饰也难免变化加剧,但这不是民族服饰本身的问题,而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普遍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将于后文关于“民族服饰文化的跨文化传通”一节中加以阐述,在此不作赘述;其三是传统布依服饰实用性分类、个性化不突出,而齐一性、民族共性突出;其四是上述三点归结起来,布依族服饰与现当代社会中分类明确、个性化特征明显的流行服饰有根本的区别,它在样式、图案、色调上的整齐划一,且长期稳定,充分显示出它的民族显性特征,而这种民族性又恰恰是通过其服饰样式到花纹图案溶铸、整合进本民族深厚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为服饰艺术中原始审美意象而显现出来的。


  总体上看,在布依族服饰上,无论是那些现今还流行着有关神话传说的样式、花纹图案或者那些有迹可寻、可以解释的样式、图案,还是那些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样式、花纹图案,我们都能从中品味出一种原始、朴拙、粗犷而神秘的原始审美意象。可以肯定,它蕴涵着远古布依族世界从器物到精神文化,包括神话、巫术、图腾、宗教到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原始意蕴,因此,它有厚度、深度和广度。


  布依族服饰的符号寓意


  美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霍克斯从符号论美学角度指出,语言、神话、仪式、艺术等现象都是用来组织和构成人类经验的符号形式,服饰同语言、神话、艺术等一样,也是一种符号。每一个民族的服饰既是一种符号,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它的生成、积淀、延续、转换,都与各民族文化的各种形式——神话、宗教、历史、语言、艺术、科学的发展有关。因而,各民族服饰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有其整体功能结构,而就其意指作用而言,总具有两重性:能指与所指。{page_break}


  布依族服饰作为符号系统的整体功能结构


  巴特指出:“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4]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衣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就各民族服饰言,服饰各部分、各元素间总有内在联系,构成具有文化内涵的完整系统,衣、裳、裤、鞋、帽、饰只有协调起来,组合成套,才能体现其完整的实用和审美价值。


  布依族服饰系统的符号构成,具有整体联系,是一个谨严而精细的集合体,其衣、裙、裤、鞋、包头、佩饰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整体,进而,其独特的整体功能结构表征出这种服饰独特的适应性和审美价值。《贵州图经新志》卷一风俗记载:“仲家(布依族古称)皆楼居,好衣青衣。男子戴汉人冠帽,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肩,细榴青裙多二十余幅,腹下系五彩挑绣方幅如缓,仍以青衣袭之。”这描述已粗略向我们展示了布依服饰的整体概貌,如细加描绘的话,传统布依族妇女服饰如下:头缠蓝、青包布,包头饰均有各类花纹图案的耍须(缨);身着青、蓝色的圆领大襟短衣,身大袖宽,沿右枉无领衣襟镶绣一道两寸左右宽花边,上衣的下角边部还镶绣各式彩色滚边。内衣袖口较外衣长而小,外衣袖口大而短,内衣袖口绣织精美的花纹、图案,外露的花色层次重叠和谐、醒目,与外衣的短袖协调相配。腰系半截绣花围腰,上有绣着各色花纹图案和耍须的飘带。下身或为裤子,多深青、蓝色,裤脚较宽大,滚有栏杆(花边);或为百榴长裙,料多用白底蓝色的蜡染花布。脚穿青布绣花鞋。有的场合,头、胸部还配戴许多银泡。我们看,由头部的包头布,到内外衣的配置,再加裤或百榴裙的调配,青、蓝、白各色相协,适宜的部位再添加蜡染、刺绣的五彩花纹图案,这就构成了布依族妇女服饰的服饰系统,各服饰要件、元素的恰适配置,紧密联系,组合成了一个完美的服饰整体,其整体符号功能意义显示出布依族妇女服饰的独特韵味。首先,这套服饰系统适应的是布依族依山傍水、气候温热湿润、物产丰富多样等因素所带来的生活、劳作习俗,同时云山雾水、绚丽幽邃的地理环境和本民族悠久人文生活内容也陶冶出布依族淡雅洁净的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其服饰作为功能符号系统,正是显示出这种朴实清丽的审美意蕴。


  布依族服饰作为符号系统的意指作用分析


  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号作为一种二元结构,总包括了两个关系项:能指(表示成分)和所指(被表示成分)。布依族服饰中能指形态很丰富,而所反映的内涵更是博大深厚,包括了神话、图腾、禁忌、原始宗教、生产生活习俗、历史、审美等方方面面的寓意,其内在涵蕴极为深广多样。有的服饰符号的所指意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例如,镇宁、罗平等地布依族妇女的头饰“牛角帕”,能指意义很清楚:形似牛角的包头帕饰。其所指意义也可以理解:通过“牛角帕”这一象征符号来隐喻布依族的牛图腾祟拜寓意。再如,百格裙的能指意义是布依族妇女所穿的白底蓝花、有二十来道格的长裙,而其所指寓意却很深,且是多层次的,其样式花色表现的是一种清新飘逸的审美趣向,其花形、颜色的配置还具有象征符号意义,象征了太阳和星辰,隐含着布依族先民的日月星辰的自然祟拜,也可能隐含着布依族先民关于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具有神意的观念。还有一些布依族服饰上的符号,其在古代的原有所指寓意比较明确,也能理解,但后来随着时间的磨洗以及其他原因,它的原始象征寓意、功利目的渐渐谈化,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抽象的形式美,我们今天只能感受到它的审美意蕴,却无法理解其深邃厚重的原始内涵。例如,在布依族服饰蜡染、刺绣中常见的各种几何形的线条、纹样、图案和挂饰于胸部的银泡等等,极可能在远古时代原本是写实的物象,有明确的原始宗教、图腾、神话、生活习俗的意义,但现在演化成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或不知其义的饰品,谈化了原本的象征寓意,成为一种无指称意义的符号,偏重于装饰性质。要之,装饰性的形式美己超越了原本的象征性。


  跨文化传通中的布依族服饰


  所谓跨文化传通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往来,形成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进而发生变化。如何认识布依族服饰在跨文化传通中的变化问题,特别是在当代世界跨文化传通加剧的情况下,如何既承认变化,又保持布依族服饰的民族性的问题,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


  首先,我们当然要看到,各民族服饰自古以来实际上总是处在彼此之间的跨文化传通之中,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的“胡服骑射”、汉唐时期西域服饰的大量东传、清朝的汉服易满服,这许多历史事实都显示中原汉族服饰历来都与周边各民族服饰处于文化传通之中。布依族服饰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布依族妇女穿百格可能是受中原汉族的影响,据说最早在裙上设计梧桐的是汉成帝的摈纪,后来传到民间成为时尚,然后渐次传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再如布依族服饰上的“失”纹样很可能是从吐善时期的藏族服饰上习得。而蜡染、刺绣在苗、水、布依等族问都很流行,这各族之间肯定存在蜡染、刺绣从技术到纹样、图案上的相互传通。其次,纵观古代各民族服饰问虽有互通互融,不断演变的情况,但是,这种服饰文化间的跨文化传通总是在保持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性特征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不触动本民族服饰基本的符号结构功能的渐变。所以,传统的布依族服饰虽然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变化、不断吸收外来的服饰文化因素,但其体现本民族的民族性的服饰样式、色彩、花纹图案却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这是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


  但时至现当代社会,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也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可以说,各种民族文化处于前所未有的大碰撞、大融合、大发展之中,这必然会反映到民族服饰上来,甚至可能引发某些民族服饰的突变,乃至消失。现在云南省不少接近城市或现代生活气息较浓的少数民族成员已逐渐脱下了民族服装,穿起了中山装、西服或现代女服。罗平布依族男子在清代、民国年间已有人穿长袍、戴瓜皮帽,现在多穿中山装或西服,妇女现在也已经有人穿现代女服,头饰基本上都改用毛巾帕,而不再缠包头帕。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高度重视,布依族传统服饰文化是布依族祖先干百年来遗留下来,蕴涵着深厚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瑰宝,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丢失,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艺术、审美的东西,有了真正的民族性,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鲁迅先生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5]这是真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化艺术有了民族性也才会有世界性、有生命力,民族服饰愈有民族性,就愈有国际性,有生命力。”京剧在现代西方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旗袍在现代都市广为流行, “唐装”热销于当今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成为西方旅游观光者青睐的好东西,原因只有一个:民族性!有鉴于此,我们要大声疾呼:布依族,珍视你的文化、珍视你饱含了文化内涵的服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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