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公众为他操碎了心。现在，他即将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奖，公众更是放心不下：他该穿什么衣服领奖呢?这是一个问题。
按照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惯例，领奖者须得穿上西式礼服，也就是所谓“燕尾服”。燕尾服，名称虽好听，但穿出来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倘若一位身材颀长的年轻人穿，确有风度翩翩之效果。但获诺奖的人士，要么是七老八十的学究，要么是因缺少运动而体态臃肿的中年人。像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那种年轻而又外表俊朗、气质非凡的，可谓凤毛麟角。
所以，从实际效果上看，身穿燕尾服，大多不仅毫无燕子一般的轻盈潇洒，相反，看上去更像是一只笨手笨脚的企鹅。而像1964年的获奖者、法国哲学家萨特这种外表令人难以恭维的得主，干脆就拒绝去领奖。莫言老兄此时恐怕正很后悔自己年轻当兵时太爱吃肉，而且又疏于运动和减肥。据称，颁奖仪式之后，还有晚宴和舞会，莫言还得来一段华尔兹、恰恰什么的。
又有人献计称，应穿上汉服，不必迎合西方人的习惯和口味，以尊重民族传统，且可以昭彰华夏民族文化之风光，扬我国威，云云。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什么才是“汉服”呢?现代中式服装根本就没有正式的统一礼服。长衫马褂?那是辜鸿铭。明式的儒生长袍?那是许仙。土布背心外加白羊肚手巾?那是民歌手阿宝或陈永贵同志。或者干脆穿蓝色中山装。穿成企鹅固然不好看，但穿成土财主或乡镇干部似的，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威廉·福克纳是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这位美国南部农民出身的作家，对大老远去瑞典参加颁奖典礼兴趣缺缺。在众亲友和政府官员的规劝下，他终于决定前往，但他觉得没有必要专门为此定制一套礼服，于是，他委托他人代为租借了一套礼服。确实，对于福克纳来说，家里一头母牛产崽比跑到老远去聚会更重要。他需要的是平静如常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庆典。礼服是节庆仪式的服装，在平常的日子里，它毫无用处，简直就是累赘。
身体形象展示和视觉消费，是娱乐化文化的本质性内容。但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交仪式，都不是文艺演出，不是为了扮相好看而举行的。好看不好看，不是问题的根本。
文学写作是一桩极其个人化的事情，文学奖所奖励的是这种孤独个人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华人获奖，固然可以视为一种集体性的荣耀，但从根本上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作家个人的奖励，跟他所属的族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这些跟他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群，无非是因为作家获奖而沾点光而已。
服装也是一桩极其个人化的事情，这一点，跟文学一样。正如作家以自己特定的修辞风格来显示其写作个性一样，一个人往往也以自己的着装风格来显示其个性。因此，莫言选择穿何种服装赴会，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既可以选择穿西式燕尾服，以表示对东道主的习俗的尊重，这跟所谓“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文化顺从问题毫不相干;他也可以选择穿中式服装，以强调自己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但这与后殖民理论强调的所谓“文化抵抗”姿态毫不相干，否则，不如干脆拒绝这个奖项。
在我看来，一种礼仪场合下的服饰选择倘若被过分意识形态化，就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表演。这种刻意的表演，未免过于矫情和虚伪。这跟莫言一贯的作风不相符，也跟文学的本意背道而驰。
不过，服装的社会性更强，在公共领域里，更要求穿着符合公共习俗，尤其是在社交场合，更注重礼仪性。礼仪文化跟语言和其他文化习俗一样，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特征。或者说，它是一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一种强制性规定。
但无论选择哪一种服装，首要的是尊崇礼仪性的要求。尊重这种普遍性的游戏规则，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我相信莫言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以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他从来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人，不愿意让旁人感到难堪，何况是邀请他领奖的遥远的东道主。
面对一场文学的盛宴，作为莫言的同胞，我对他肯定是支持的。在我看来，公众应该去好好阅读他的作品。公众当然有权对他作品的好坏、意义和价值说三道四，赞赏或批评，但对他个人的着装指手画脚，未免太多管闲事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过度娱乐化的消费时代，莫言已被公众纳入消费的对象。此前，人们已经将他家里的胡萝卜和树叶“消费”一空了，现在则想着将其身体形象转化为娱乐化的消费品。但说实在的，在这方面，莫言的“可消费性”实在有限，他非但比不上奥斯卡庆典上的影视明星，连跟本土的诸如“超级女声”或“中国好声音”等草根娱乐达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爱看热闹的公众恐怕要大大扫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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