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坦桑尼亚政府，一直强调友谊纺织厂必须是纯粹的生产型企业，它并未发展第三产业和混业经营——而这本该是更赚钱的项目。
一年多之前，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友谊纺织厂印染车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一线工人姆盖亚(Mgeya)还要在外兼职屠宰工作才能养活他的家人，即便这样，他和妻子，以及四个孩子的生活依然过得紧巴巴。
而伴随着2013年3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非之行始于坦桑尼亚，以及昨日发表的中坦联合公报，中国企业向非洲“走出去”又进入一个新时期。无疑，历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西方文化、管理制度多年碰撞的友谊纺织厂的多年变迁，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有着更为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友谊纺织厂溯源
坐落在印度洋西岸一个小海湾里的达累斯萨拉姆，曾是坦桑尼亚首都，迁都后仍是事实上的首都。沿着莫罗戈罗大道，在距离市中心约7公里的地方，出现了成群的上世纪70年代的中式建筑。
青砖瓦，灰色小楼，镂空墙面，仿佛回到从前的中国。这就是友谊纺织厂。
1965年，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来到北京，请求中国为坦桑尼亚建一家纺织厂。当时，中国外交正在大力开拓非洲，答应了尼雷尔。在中国的7000多万元无息贷款支持下，纺织厂在达累斯萨拉姆市郊建成，命名为“友谊纺织厂”。
1968年，友谊纺织厂投产，机修工赛伊迪(Saidi)自称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厂里工作，亲历了这个老厂的起起伏伏。
作为坦桑尼亚曾经的五大重点国营企业之一，投产后，友谊纺织厂由当地人负责运营，中国人提供指导和技术改造，但不参与管理。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中国援助非洲的样板工程。
但是，上世纪80年代，友谊纺织厂陷入了困境。截至1992年，友谊纺织厂累计亏损1000多万美元，濒临停产。时任印染车间副主任的里姆比里(G.
Limbili)就在这时候提前退休回乡。
当本报记者在坦桑尼亚南部的一个小村庄见到里姆比里时，他已经是一位七旬老人了。据他回忆，他当初选择在友谊纺织厂工作，就是看到中国师傅帮助管理，使厂子效益很好。但是，后来中国人逐渐走了，当地人管理不好，态度“懒惰”，“没有遵循中国人制定的规章制度”。1992年，他看到厂子基本停产，也就回乡了。
1992年，恰好也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此后的199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一次访问，则直接推动了友谊纺织厂的改制。友谊纺织厂的大门前，用英文写着公司全称——“坦桑尼亚-中国合资友谊纺织有限公司”，以及门房顶上写着“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用科学管理方法兴厂”蓝色标语牌，都见证了当年改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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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友谊纺织厂档案案资料，1995年7月21日，沉寂三年的友谊纺织厂重新热闹起来。上午10点45分，朱镕基的车队到达。在视察了中国为厂子提供的新设备后，他主动提出要发表讲话，并谈了他对友谊纺织厂现状的看法。
朱镕基的方法是搞合资。他提出将友谊纺织厂改造为中坦合资企业，并把管理权抓在中方手里。他还要把友谊纺织厂树为对非援助改革的样板。
当时，江苏省常州市纺织工业局(因该局后来变动，下称“常州方面”)恰好在友谊纺织厂进行技术改造，朱镕基在慰问中方专家的时候，当即点名让常州方面接手友谊纺织厂。
1996年，中坦合资友谊纺织有限公司开始运转。中方将7000多万元无息贷款转为51%股份，由常州方面派出董事长并任命总经理;坦方持股49%，由财政部派出董事，副总经理也由坦方人士担任。
巴拉扎(Baraza)就是在这样的股权安排下成为友谊纺织厂副总经理。当时，他在隔壁的乌蓬戈纺织厂当总经理，而当本报记者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已年逾花甲。也是这样，原先的国营企业，被改制成市场化经营的合资公司。中方接手管理，使友谊纺织厂避免了倒闭，直至今天。
截至2012年，改制后的友谊纺织厂生产布匹超过1亿米，实现销售收入1000多亿坦桑尼亚先令(下称“先令”)。友谊纺织厂出产的花布因质量可靠，大多数时间供不应求，目前在当地市场占有率约为10%。以主力产品康噶为例，市价从2006年的约600先令/米一路涨到2011年的约2300先令/米，仍然不愁销路。
友谊纺织厂也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十多年来，公司给坦政府上缴税费超过200亿先令，这在贫穷的坦桑尼亚已是缴税大户。公司付给员工工资及福利超过200亿先令，提供就业最多时约2000人。
友谊纺织厂最大的成绩还不是以上这些有形的资产，而是无形的价值。目前，友谊纺织厂是自1995年实施对外援助市场化改革以来唯一尚存的海外纺织企业。与友谊纺织厂同期建立、同期改制的赞比亚姆隆古希纺织厂已经倒闭;记者前往探访时，厂区大门紧闭，杂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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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市场
改制后的友谊纺织厂虽然起死回生，但并未扭亏为盈，而是遇到了更大的麻烦。除了改制后第一年实现盈利外，公司连年亏损。
2007年到2011年，友谊纺织厂每年亏损15亿到25亿先令不等。2011年，公司因棉花(20140,-50.00,-0.25%)(纺织业主要原料)供应不上而停产数月，一度到了停产边缘;2012年，公司继续亏损。十几年来，公司累计亏损近200亿先令，按当期汇率计算已超过股本金。
另据一家中国国内事务所的审计，目前友谊纺织厂资产总额约260亿先令，负债约300亿先令，负债率高达115%，已经资不抵债。净资产约为负40亿先令，说明这家企业正在负债经营，主要依靠长期贷款(且免付利息)勉强维持。
而按照一家当地咨询公司的统计口径，友谊纺织厂扣除折旧后的账面资产约340亿先令。即便按此口径，负债率也很高。
一家产品备受市场青睐的公司，却连年亏损，负债经营，原因何在?
应当承认，市场化的大方向是对的。然而，友谊纺织厂随后的用工政策，直接为后来长期的劳资纠纷埋下了伏笔。
有当事人这样描述当初的情形：1996年，常州方面刚接手厂子，对老工人的情况不熟悉，也还是按照传统的国企方式处理用工问题。改制后的友谊纺织厂对老厂约2000名老工人采取了全盘包下来的政策，享有无限期固定工待遇。其中，包括病退人员、年老体弱人员和闹事群体。
而原本的用工计划只有1250人。这2000名老工人不仅远超用工计划，成为沉重负担，而且他们本身也成为友谊纺织厂的不稳定因素。
友谊纺织厂运转后，经营也并未完全市场化。例如，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坦桑尼亚政府，一直强调友谊纺织厂必须是纯粹的生产型企业，它并未发展第三产业和混业经营——而这本该是更赚钱的项目。
本报记者在坦政府各部门与友谊纺织厂之间的来往信函里、在董事会上坦政府代表的强烈言辞中，可以随处感受到这种市场与计划的激烈冲突，这也使得它在市场与计划中无所适从，为后来的长期困境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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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难题
而在短暂盈利后，友谊纺织厂从1998年起出现了较大幅度亏损。面对亏损，无论是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还是双方政府都试图扭亏为盈。
最初，各方认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档次低是亏损的主要原因。从2001年起，友谊纺织厂开始了总耗资约1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升级改造，在内部被称为“二期技改”。但现实的阻碍，使“二期技改”未能取得预期成果。
从“二期技改”的实施情况表中，可以发现，在实施过程中，纺纱、织布、印染三大部门的资金投入并不平衡。纺纱和织布的资金投入相比预算都大幅度缩水——划拨给织布的预算2500余万元，实际使用只有三成，原计划中的喷气织机等未落实;而原本划拨给纺纱的3000多万元预算，最后一分钱也没用上。反观印染，预算约2000万元，实际还超支了，更是远超纺纱和织布。
关于资金使用不平衡的影响，这从机修工塞伊迪那里可体会几分。本报记者在印染车间再次见到他时，工厂正是最忙碌的下午。纺纱和织布两个车间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但偌大的印染车间却静悄悄的，所有机器都闲着，只有几个工人懒懒散散地坐着。
塞伊迪自称“机器酋长”，对机器有发言权。在他看来，“二期技改”提高了印染部门机器的性能，印染工序速度提高很快，产量提高。问题出在其他两个部门(指纺纱和织布)的机器太慢，产量太低，印染部的新机器只得空等纺纱和织布的旧机器。更有机器已经闲置不用，如卷染机、丝光机等。
而本报记者现场查看了印染车间机器的出厂日期，发现很多都较新。例如，印花机是2000年产的“1620mm型”和“1850mm型”，还经过了技术改造。而纺纱和织布车间则集中了绝大部分老旧设备。比如，梳棉机是1979年产的“A186H型”，是30多年的老机器了。更有不少机器因过于老旧或已经损坏而闲置。
而真正抵消技术改造成果的，是长期存在的劳资矛盾。技术改造后，厂子的产能已经提高很多;但是，新机器是规模效益递增型的——也就是说，机器运转的时间越长，固定成本所占比例越低，毛利润越高。这就要求工人们加班。但是，工会和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利用自身影响力，鼓动工人拒绝加班，怠工乃至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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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汽轮发电机的失败是一个典型例子。
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电力短缺，经常停电，2003年，坦桑尼亚大范围电荒。因此，公司花了1500多万元人民币，以数倍于预算的价格，购置了1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及配套设备，以解决用电问题。然而，这个汽轮机开关机时间过长，需要三四个小时。也就是说，它必须全天24小时工作，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否则光是开机关机就会造成很大浪费。
为了适应新机器，管理层试图改变排班制度，尝试12小时一班、两班倒，给付高额加班工资。然而，这遭到了友谊纺织厂工会的强烈反对，最后，工会另搞一套，仍然按照8小时、单班制作息。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怠工。
当然，工会对此事有另一套说法。在工会看来，为拿高额加班费而加班不值当，因为加班损害了身体健康，还违反了法律。而现在，这台汽轮机已经损坏——在非洲，由于劳动力素质较低，加上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设备的折旧高得惊人，东西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
不仅是汽轮机，整个厂子的机器利用效率都很低。“二期技改”完成以来，纺纱、织布、印染三大车间的机器利用率只有三四成，主要原因就是无法轮班，根子还是劳资矛盾。
劳资矛盾
说起友谊纺织厂的劳资矛盾，就不能不提公司历史上的两起重要事件：“1万官司”和“15万官司”。这两场官司，是压在友谊纺织厂身上的两座“大山”，也是劳资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面临的普遍问题——劳资矛盾，以及对所在国劳动法、文化习惯乃至语言的不适应。
“1万官司”，是指工人追索声称公司每月少付给他们的津贴。1998年，坦桑尼亚总统发表讲话表扬友谊纺织厂，说“每月6万先令的工资为工人们带来了很好的工资和福利”。总统的美言本是莫大的褒奖。然而，工人们抓住了总统讲话分开说“工资和福利”这一细节，以总统提到的6万工资仅是基本工资为由，要求公司“补发”每月1万先令福利津贴。
此后，工人们以怠工、抗议乃至罢工的方式，与管理层展开了对抗。直到坦政府代表专程到友谊纺织厂召开职工大会后，这场风波才暂告一段落。但是，分歧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而且，这场风波也并未就此平息。2004年，开始有工人追索这笔“欠款”;2006年，工会正式向当地法院状告管理层“欠他们每月1万先令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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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合同中的模糊语言成为争论焦点。据中方管理层回忆，当时从老厂改制成新厂时，他们给每个员工发了录用通知书，给管理层的是英文版，给工人的是斯瓦西里语版(注：坦桑尼亚官方语言)。合同中写道“工人每月有1万先令补贴，包含在工资里”。但是，根据斯语的语法，又可以理解为不含在工资里。这个漏洞被工会抓住了。
工会方面认为，虽然英语与斯语合同版本存在差异，但二者的法律效力是同等的。根据工会主席的说法，管理层还曾向他们表示，两种语言版本存在差异“没有关系”。这自然也使工会选择有利于己方的斯语版。“如果厂方当年能马上纠正错误，事情也不会闹到像今天这么大。”工会主席对本报记者说。
案件审理几经曲折。2008年，坦高院一审判决管理层败诉，应补发工人每月1万先令津贴，合计15亿先令(约合人民币600万元)。2011年10月，管理层被迫开始向工人支付这笔钱。但是，在工会看来，“厂方是自食其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管理层感到更大压力的，是另一桩涉及约50亿先令(约合2000万元人民币)赔偿的“15万官司”。这直接威胁到了现金流——友谊纺织厂生存的命根。
“15万官司”事起2007年。当年，坦政府突然将纺织业的月最低工资由6万先令提高到15万先令，外加6.5万先令津贴。当时，这意味着月收入千元，大大高于当地收入水平，也超过当地纺织企业的承受能力。在纺织业雇主的抗议声中，政府宣布给予包括友谊纺织厂在内的20家纺织企业豁免令，可以不执行15万最低工资。
不出意外，豁免令遭到了工会的强烈反对。工会以豁免令违法为由，将坦政府和友谊纺织厂联名告上法庭。
与“1万官司”相比，“15万官司”更是充满戏剧性，劳资双方在不断的上诉和被诉中互有攻防。本报记者采访结束时，此案还在审理中，但基本可以判断管理层将败诉。尽管在2010年4月，坦政府重新将最低工资定为8万先令，但管理层仍要支付期限内的15万先令月工资和6.5万先令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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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官司败诉，带来巨额赔款，这对连年亏损的友谊纺织厂无疑是雪上加霜。管理层对本报记者坦言，这使得企业的资金链承受很大压力，现金流有断裂风险。不过，在工会主席眼里，公司如果停产倒闭是厂方的问题;但是，宁可关门，“厂方欠下的”工资也要给。
然而，虽然工会打赢了两场官司，但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工人们也没有落到实惠。劳资双方因两场官司而情绪更加对立，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工资自然也一直涨不上去。这是劳资“双输”的局面。
目前，友谊纺织厂正在寻求战略重组，以求焕发新生。事实上，友谊纺织厂一直拥有一个绝好的资产——地段。厂区面积很大，扼守进出市区的主干道门户，好比是管庄之于北京，或江桥之于上海，地理位置优越，适合做房地产和物流开发。如果这个资产得以盘活，友谊纺织厂将有望再次焕发生机，形成集纺织、房地产、物流等于一身的多种经营的综合型企业。
本报记者获悉，已经有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对收购友谊纺织厂股份表达了明确意向。然而，出于各种目的，坦桑尼亚政府和国会对友谊纺织厂的重组或是拖延，或是阻挠。在董事会里，坦政府的代表们也和中方董事进行着冗长而没有效率的讨论。
至今，重组已讨论了数年，而无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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