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制造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那么今天为什么优势变劣势了?这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王吉万：优势成为劣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前过度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价土地资源等我们只能获得暂时的增长。当全球化贸易大潮进入以质、以价、以品牌决胜成败的今天，我们前些年透支的成功必然以今天的失败作为回报和代价。
这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我认为是企业战略问题，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只看三五年增长，而忽视长期战略层面的持续增长是走不远的。意识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我们还有很多企业、行业侥幸地沉浸在快速增长的喜悦中，而忽视了潜在的危机，这是导致中国制造正在失去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竞争的深入，单纯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所谓的优势，而不从根本上的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上找短板，我们将面临更大的产业危机。
记者：人民币升值趋势进一步提速的可能性正在变为现实，1美元对人民币7.1029元汇改以来的历史新高，对于出口型的中国企业来讲，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危机与压力越来越影响深远。另外，国际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05美元大关。人民币升值和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对于中国鞋业而言，给我们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王吉万：资源价格的上升肯定会影响到各个产业发展。当前我国鞋类产品出口凸显出结构性的矛盾还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出口产品量大但价格低，出口企业多但规模小，来料加工多但自有品牌少。另外，与其它传统加工类产品相似，中国制鞋业仍处在产业链的末端，我们对国际市场鞋类分销的中间环节还缺少控制能力，对零售环节的网络建立也还处在初始阶段。
油价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对单纯依赖于出口贸易的鞋企来说无疑是一场成本的灾难。由于我们出口鞋品附加值低、单位能耗产生的产值低等都迫使中国制鞋业一定要调整结构，必须改变原有的贸易增长方式，不能躺在某些资源优势上睡大觉了，中国鞋业要把产业做强做大做深，剩余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不迅速去转变增长方式，那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
记者：曾经一度，“中国制造”屡遭误解和歧视。在西方语境里，“中国制造”是低价、低质、低档的代名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商品输出海外，为全球经济贡献其巨大能量，却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中国品牌也随之无法获得与之匹配的竞争力。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
王吉万：从宏观上说，调整产业结构，强化与制造业相配套的服务业，摆脱低成本加工贸易的局面，增加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这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途径;从微观上说，作为制造行业企业积极探寻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技术创新、品牌、人才等建设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更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唯一出路。
中国制造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的确靠数量和低价赢得了世界市场，但在资源紧张、竞争转向品质、品牌竞争的今天，我们的这些优势就变成了劣势，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拥有、中国创造的转变，我认为应该从企业经营质量、效率、产品品牌力上努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价格战、资源战上。中国鞋业已经进入品牌制胜的时代，不是广告表面的符号，而是从产品品质、技术升级、管理创新、健康环保等深层本质上发生质变。这条路今天不走，明天也得走，早晚得跨越。
记者：中国制鞋业要调整结构，改变原有的贸易增长方式，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那么作为亨达(专卖店)来讲，这几年如何率先转身的?
王吉万：这些都是现实和事实。我们早一天意识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践行。
亨达持续稳步地做了25年，无论是国际化、全球化发展，还是现在建设中国鞋业的“慧谷”、开启中国鞋业产业转型的新篇章，这些都是我们追求有效、质量、健康增长的体现。我们要转变增长模式，一方面要做基于顾客价值和企业生态链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勇敢面对并迎接资本创新对传统制造业的冲击，要赢得世界市场的品牌声誉和市场效益，要从传统的点点创新完成向面面创新、系统创新的转变，我认为必须跳出做追随者的困境，必须破追随创新之局，实现你的差异化。
没有科学规范的市场规划，缺乏产品的组合管理，不改善投资的决策，我们的创新就会盲目，风险就会很大。亨达不会去做对自己对顾客对股东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事情，即使是再好的概念，只要它不利于企业健康成长也不能碰，这是市场“高压线”。
亨达实施智力型经营转变，研发仅仅是亨达创新的必要条件，要完成核心技术，产品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健康性，我们就必须站在市场上以第三者的角色看整个创新的管道是否畅通，看系统创新是否支撑企业整个的战略，呵护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链条。
竞争加矛盾，中国鞋业何时结束内战
核心提示：2007年中国鞋业原料进出成本猛增，而出口成品单价却在探底下滑，整个行业利润进一步下降，制鞋企业目前的境况显得举步维艰。国家政策方面的风云莫测，环保的压力，市场的困顿，成本的上涨等等因素，都会使制鞋业在困境中左右摇摆。岁末年初，广东数千家鞋企倒闭、百丽(专卖店)上市融资大举实施兼并计划、反倾销加剧、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种种迹象是否已经表明中国鞋业正步入冬天。
记者：南方数千家鞋企倒闭，倒闭的都是些什么企业?前些年国外反倾销从来没有间断，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真是他们退出鞋业市场的根本原因?
王吉万：不可否认，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成本的增加既是保护劳动者、提高劳工关系和谐度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企业发展、社会进步必然要经过的阵痛。
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鞋企由2万家迅速增加到3万多家，企业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最终导致整个产业利润率的下降。而与此同时，近年来一系列原材料、水电、厂房租金等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显然已经无路可走。这意味着，制鞋企业需要重新洗牌，否则，恶性竞争的延续最终可能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我大致计算了下，珠三角倒闭的鞋企虽近千家，但其产能之和还不及一家龙头企业。显然，珠三角鞋企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新劳动合同法惹的祸，而是对传统落后的竞争方式的一次变革，鞋企面临的所谓危机我认为更像是一次转机。经过这次洗牌之后，那些拥有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鞋企业将会脱颖而出，鞋企通过整合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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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07年5月23日，百丽国际在港交所上市，目前市值已过千亿港元，是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百丽上市后，2007年11月13日继9月成功收购fila中国商标后，又以16亿元并购森达集团旗下5家公司资产，印证了百丽虽然主打女鞋，但依靠手中重资将实现男女鞋并肩的猜测。你如何看待中国鞋业迟来的资本重组与市场洗牌?
王吉万：在股权投资收益大于主营业务收益进而引发投资者价值分歧的现象目前在很多上市公司发生，前期有家电企业集体性掘金股市，行业内也有服装大佬李如成和他的雅戈尔重仓持有十家上市公司股权，很多人认为雅戈尔李如成三架马车同驱，如鱼得水。其实，我们回头往深处思考，这是对企业运营和商业规则的误读。
去年5月23日百丽国际在港交所上了市，市值过了千亿港元。实际上，雅戈尔现在做的是“混业”经营，我认为，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的目标怎么走，怎么走得才能更加健康持续是每一个企业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你不抱紧你基于成功和发展的大树，试图到处撒种子，期待广种博收，这不应是我做企业的风格。
李如成内心实际也上很清楚，服装产业才是他雅戈尔的第一产业、他的主业大树，它有社会效益和稳定的现金流，房地产是雅戈尔的第二平台，区域性的地产发展仍有空间，雅戈尔投资实际上并不是外界认为的“歪打正着”，而是中国企业在风云变幻的生存环境中的一些阶段性商业探索而已，这不应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主流。
百丽也是如此，先做强再做大继而做深做精才是它今天能够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皮鞋行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一个有着巨大市场需求和被需求的朝阳产业——谁不穿鞋?未来要穿什么样的鞋?如何穿得有品位、更舒适、更健康、更环保?每一个企业怎么来适应这些需求?
资本是现象，市场才是本质，但这并不能阻止亨达的资本之路，我们也正在积极筹划国内a股上市。
记者：有人认为，除了“价格屠夫”的角色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角色让“中国制造”扮演了。同样一个商品，贴牌中国的就往往不如日本甚至韩国，除非在同质的前提下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个无奈的处境一旦形成了思维惯性，其导致的逻辑便是“中国制造”要想在全球市场中赢得竞争，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低价战略”。拿到鞋业上来说，你是如何认为的?鞋企与鞋企之间、中国鞋与外国鞋之间内外战不断，那么何时才能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内战”?
王吉万：我们同城的中国家电老大海尔张瑞敏有句话：如果你是品牌，你可以卖大价钱，如果你不是，你就只能靠代工艰难度日。低价路线不光在鞋业上没有出路，在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国外市场并不象中国市场如此非理性，发展中的中国市场在企业、消费等理念没成熟之前价格战还得继续下去。从目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价格战是没有出路的，价格战并不能解决中国鞋企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价格战也不能通过提升销量来最终提升品牌力，价格战也不能把企业带向长远的生存蓝海。消费者早晚有一天会抛弃你的，因为你透支和牺牲了企业价值和顾客价值，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企业怎么能对消费者负责?
记者：低层级市场价格角逐的内忧与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有没有中间的路可走?从技术与品牌的窄门到全球市场的宽门，你认为最合适的战略是什么?
王吉万：做企业没有捷径可走，我认为还得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去做。没有一个战略可以让所有的企业通吃，也没有一本管理的书就可以让企业创新成功，每一个企业有它独特的生长基因和文化血统，拔苗助长或者节外生枝都不可靠。适合自己的才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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