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必须重启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厉以宁：最成功的改革有三个
2013年10月10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厉以宁受环球人物杂志邀请，参加了“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报道称，在这次演讲中，他再度语出惊人，公开批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失职”，认为“中国的转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会后厉以宁接受采访，访谈中记者问到他如何评价35年来的改革。厉以宁说：“我的评价标准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至于最成功的改革，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块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
周其仁：深化改革就是处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
“在今天中国的法治条件下搞改革，要依靠法律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昨日在“首届国浩法治论坛暨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法治建设论坛”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深化改革，就是处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
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城镇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维权和维稳变得更加尖锐，要处理这一问题，法治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们讲法治既包括市场自由的法治，又包括市场秩序的法治;既包括维护私人利益的法治，也包括维护国家权力的公权的法治;如果要讲维稳和维权之间的关系，那么维权也是法治，维稳也是法治。”江平说，“我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应该改成"法治压倒一切"。
张维迎：李克强非常有改革精神 需壮士断腕决心
张维迎：当然了。因为改革不是少数政府官员的事，也不是少数经济学家的事，改革是每个人的事。经济学家要做的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理念，包括怎样正确的认识市场。政府官员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就像李克强总理讲的，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作为企业家既要给政府改革施加一些压力，同时假如政府有一些违反市场规则，对企业任意干预的行为，企业家应该站出来抵抗它，至少得有一部分人这样做。抵抗不一定成功，但是社会进步就是这样，它至少使大家知道这些事，认识到这些事的危害，那么未来就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去说话，包括去年公安部制定新的交规，将闯黄灯视同闯红灯，最后因为大家都说话，这个法律就是违反天理的，最后它也停止执行了。也就是说，对那种恶法，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剥夺个人自由的法律，就应该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假如一次不成功，两次三次，它都会对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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