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为了保护商业信誉，与真假记者周旋，是很头疼的事。多年来记者推销广告，形同变相的勒索，一旦不遂，就用揭黑抹黑来报复，一般公司所抱的“花钱免灾”的心态，更助长了这股歪风。另一方面企业界也主动驱使记者写软文，知而不报，帮助捂盖子，以至于求助记者利用他们与门户网站的关系充当救火队来删帖等等。尽管表面上相当客气，在企业家的心目中记者是一群惹不起“白吃、白喝、白拿”的无赖。对新快报事件的反应不一，不少人认为记者无耻，早就该整顿了。不过就笔者看来，那些对媒体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认为是大快人心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记者发表文章批评一个公司是媒体应承担的责任，假如报道有误，被批评者可以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一切当以法院的判决为依归。一个自重的媒体，就像一个循规蹈矩的企业一样，需要相应的法律保护。
从陈记者的招供里，我们窥见的是其背后强大商业利益竞争的不择手段，以及后来公权力的介入。在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损害商业信誉罪”之前，湖南警方跨境拘捕，罔顾法律程序。陈在央视承认受贿，谈到“受人指使”，此到底指的是何许人?在编辑部内，他的报题是怎么通过的?通常一篇报道必须要呈现双方的观点，何以编辑部把关人纵容片面报道?这些显示了陈记者不过是一颗小小棋子，依附各种权力，在整个利益链条上随时可能被牺牲。陈永洲被捕认罪，连带新快报社长、总编被免职，看来是中联重科在博弈中获胜，仰仗媒体的竞争对手则一时沉寂。不过，有些人揣测，这个事件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新快报的全面溃败，给曾经被媒体“黑”过的企业以新希望，企图控告媒体来翻案，农夫山泉投诉北京京华时报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记者靠着自己手中的报道权来营私牟利是可耻的事，然而可耻与犯法究竟还是两回事。在一片谴责声中，我们很少追究陈记者报道是否严重失实，记者对消息源提供的信息未加核实，能否算是编造事实?到底该如何界定“损害商业信誉”?企业驱使记者去恶意攻击对手的利益链是否更应该被曝光。记者欲望膨胀，丧失了耻辱感，导致了对媒体的信任危机，而目前对记者操守缺失的指责，减少了舆论同情，加深了对媒体已经低下的成见，这种挞伐的后果必然是弱化媒体，乃至丧失一个本应负起监督市场的机制。
美国上世纪有一桩涉及财经记者腐败的丑闻，维南斯是一名华尔街日报记者，他执笔的“ 道听途说”专栏，常被小股民们作为选股的依据，1983-1984 年间，美国证监会发现在他对某些公司作出正面报道前，这些公司的股价就先上涨，有迹可循。经调查后，他供认不讳以有偿的方式向两位股票经纪人透露自己要写的内容，为此他被判刑18 个月，此事一度成为典型反面教材来警诫财经媒体从业者。当时证监会和华尔街日报对维南斯毫不留情地起诉，着眼点是维护证券市场的公正诚信，维南斯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的渎职伤害了他与雇主有关的利益，好比一位律师、会计师或银行信贷部门的主管得知一项并购案而炒股获利一样，他们把属于雇主、客户的信息据为己有，构成了一种偷窃行为。新快报案涉及的是损害商业信用罪，在法律审理过程中，我们期望的是看到公正透明的追究责任，直到权钱交易所有的相关方无所遁形。
市场发展依赖信息的流通，改革开放以来，财经媒体采访报道的自由度一向比其他新闻领域宽松，然而金钱的腐蚀也是最严重的。财经记者没有特别的准入门槛，新快报是一份广州的都市报，其中经济版先后刊登18 篇质疑总部在湖南中联重科财务报告的报道，借助网络的传播，迅速造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无论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发行量的大小，在网络上都能受到注意，在真相未明之前，对企业都可能带来具大的杀伤力。新快报记者为了50 万元的私利来摧毁年收入数百亿的企业，这在媒体同行看来“不能算是小恶。”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我保护需要策略。国外大公司的公关部门在众多的媒体中，通常认定数家有公信力的财经媒体，主动而且是经常地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借用重点客户管理的模式, 细致了解信息产生的流程、编委会的结构、各司其职的权限、把关人的作用等等。一旦需要危机公关的情况出现，调动起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多少能对抗谣言扩散的势头，争取时间，部署还击。
改革开放的引导原则是实事求是，财经报道要根据事实说话，建立公信力任重道远，媒体人自律诚然是重建公信力第一步，客观上，要回到用事实说话，少用人身毁谤，摆脱黑吃黑的恶意攻击，不是比拼谁的后台硬，谁就能得逞。建立现代商业文明应该是企业和媒体共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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