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荷(音)工作的服装厂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托，当意大利警方查封这家服装厂时，沈建荷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居所。
这家服装厂是普拉托的中国移民开设的，主要为意大利和欧洲的快消时尚公司生产廉价服装，这样的服装厂在普拉托有近5000家。
沈建荷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白天，38岁的她在这家中国服装厂里缝制裤子;晚上，她就睡在工厂里一个木制衣柜后面的石膏板隔间中，直到警察在1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来到工厂。
警方在行动中查封了工厂，没收了25台缝纫机。
在一堆布条、剩饭和晃晃悠悠的电缆中放着沈建荷的东西：一件粉色的婴儿外套、一个蓝色童凳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她把这些东西塞在一辆小货车里准备运走。
沈建荷泪眼婆娑地说：“我还有什么选择?”
历史上，普拉托是意大利服装业的中心。普拉托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成为了欧洲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中国制衣业集聚地。
5万多名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生产出标签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即便贴有这种标签的服装属于时尚业低端产品，也依然区别于那些中国本土生产的服装。
在某种程度上，普拉托的中国社区十分成功，而很多意大利企业却未能存活。意大利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增长，且刚刚从衰退中复苏，部分原因就是很多小制造商无法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然而，普拉托还是非法活动的中心。普拉托的很多人说，这是全球化偏离轨道时出现的一个副产品。
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数据，普拉托有多达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属于非法移民。普拉托负责安全的市议员Aldo Milone表示，普拉托大约90%的中国工厂都以不同方式违反法律，而这其中几乎所有的工厂实际上都是中国人租用意大利人的楼舍开设的厂房。
这些违法活动包括使用从中国走私过来的布料、逃税以及完全违反健康和劳动法。本月，一场大火造成7名在车间纸板隔间中熟睡的员工死亡。检方怀疑这是电炉引起的一场火灾。
意大利官员承认，他们未能有效打击不断增多的非法行为。
普拉托市长Roberto Cenni于2009年上任，他承诺要整顿该地区。Cenni表示，他自上任起一直在加大检查力度，但依然只有很少一部分工厂处在常规监控范围内。
他说：“我们没有能力抗衡这个非法体系。”称普拉托只有两名劳动监察官。
有些案件中，本地官员也难辞其咎。普拉托检察长Piero Tony本月下令逮捕了11名嫌犯，其中包括一名签发虚假居住许可证的市政厅雇员，此人自5月起给300多中国移民发放了虚假居住许可证，每份收取600-1,500欧元。
普拉托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自浙江温州。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涌入普拉托，在意大利人的纺织厂上班，并很快掌握了整条生产链。
意大利雇主协会(Confindustria)地方负责人Andrea Cavicchi表示，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普拉托的地方制衣手工业者敲响了丧钟，因为欧盟为保护制造业者所设立的贸易壁垒在逐步消除。为了抗衡更廉价的外国进口服装，生产高质量成衣的当地企业开始削减岗位，中国企业家开始承租意大利人的废弃仓库，设立自己的工厂。慢慢地，普拉托的中国人就以快速、高效以及高生产力击败了意大利本土企业。
现如今，这些中国企业向整个欧洲大陆出口数以百万计的低端服装，一件女式棉衬衣的售价不足2欧，一件外套只卖12欧。
Cavicchi说：“2001-2011年间，普拉托的意大利服装业出现逆转，劳动力减半。但现实是，我们不能责怪中国人。问题在于我们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意味着我们不具备竞争力。”
“速度很关键。3天时间里，他们就可以生产出数千件服装，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完美。”
在普拉托城墙外，彼斯道耶哉(Via Pistoiese)已经成为了繁华的“唐人街”。街上到处是中国餐馆、理发店、学校、旅行社，还有在公园里练太极的年轻人。
普拉托Iris研究所的移民问题研究员Massimo Bressan表示：“当地人都心照不宣，因为中国人带来了大量财富，帮助缓解了全球金融危机对该地区的冲击。”
当Cenni就任普拉托市长时，他承诺要恢复普拉托的法制。除了加大对制衣厂的监管力度外，当地政府还提高了赎回被没收机器的费用，并推出一项规定，即仓库在未达到安全规定标准前不得使用。
但问题在于，60%的中国工厂只维持两年，然后为躲避税务机关的检查而关门，并以其它名称重新开业。市议员Milone表示，被警方发现的非法移民被要求在五天内离开意大利，但没有办法能确保他们真的离开。他说：“这是个笑话。”
此外，很多非法移民通过三个月旅行签证抵达意大利，但他们会在意大利停留多年，直到赚够钱才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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