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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的京津冀将塑造中国最大的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塑造中国最大的增长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自己决定去留,政府严把环境关、安全关。涉及产业的转移和布局调整,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透明的规则,不能拍脑袋。当前,有几个问题是需要尽快落实、落地的。

  这里世界服装帽网的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塑造中国最大的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在当前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将成为一个里程碑?


  一是现实问题倒逼。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京津冀地区尤甚。京津冀地区的煤炭、石油消费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是坐在“烟囱口”上。同时,河北在钢铁、水泥等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和难度都很大。这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与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与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也有关系,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十分必要。再者,北京作为首都的各种功能过度集中,区域发展市场化程度低,权力配置资源特征明显,首都大城市病严重,已经到了非得解决不可的阶段,非核心功能亟待疏解。


  二是战略转换驱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次区域增长极比比皆是。珠三角、长三角主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在我国外需呈现明显下滑态势,需要依靠内生动力来实现新阶段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塑造新的增长极迫在眉睫。并且,珠三角、长三角与纽约、东京等大型城市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再者,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从规模扩张到提质增效的阶段,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同优化资源十分必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突破口,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而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政策。


  三是领导人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不同,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特征也不同。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的极化发展思路,还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的均衡发展思路,都深深地打上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印记。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领导人的推动几乎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问题。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这一国家战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领导人个人印记,将会把京津冀地区塑造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也是中国最大、世界瞩目的增长极。


  以往无论是学界的研究还是政府的规划,存在两个问题:要么不考虑行政上的可能性,过于理想化;要么太重视本地化,没有站在京津冀协同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了行政上可能性的问题,也解决了区域协同的问题,立意更高,举措更实,前景更令人瞩目。


  当前,有几个问题是需要尽快落实、落地的。


  首先,在中央层面成立非常设领导机构。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下,领导人推动,专门机构协调督促落实还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综合考虑改革与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我们认为,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地领导参加,办公室可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国家发改委。可仿照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的经验,作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室在完成历史使命后予以撤销。未来在长江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大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上,也可仿此例。


  在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京津冀座谈会基础上,年内应该再召开一次专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国工作会议,以全面部署落实京津冀座谈会的精神,细化抓手,明确任务,督促落实。


  其次,规划与落实并行。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要制定短、中、长三个时间层次的规划,明确协同发展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建议当前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统筹协调规划制定,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京津冀三地尽快推出规划。短期规划建议与“十二五”规划衔接和匹配,并纳入“十三五”规划,保证进度统一,并在2014年年内推出短期规划,明确思路,引导预期,形成共识。短期规划线条可以粗,但思路必须明。


  在做规划的同时,应该鼓励京津冀三地主动对接,在产业转移、人口分流、区域定位、城市功能、体制机制等问题上进行探索,允许试,鼓励试,释放企业活力,激发基层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按照规划做好港口、城铁、通讯、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定位,引导产业布局调整。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自己决定去留,政府严把环境关、安全关。涉及产业的转移和布局调整,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透明的规则,不能拍脑袋。


  再次,把京津冀打造成体制改革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建议将京津冀作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可以在这一区域先行先试。中央应给予京津冀更大权限,鼓励京津冀在财税、金融、户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迈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时期的经济特区,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势必也将极大鼓舞国人的士气,增强对改革的信心。


  针对京津冀在协同问题从历史上以来的争论,理出头绪,大胆设计,在行政区划上做出适度调整。从政治上考量,“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经济上考量,要看到冀北、冀南、京、津的不同经济联系。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突破口,调整现行财税体制,改变资源产地输出资源、留下污染、增值大部分留在生产制造环节的问题。调整中央企业与地方关系,增加央企对地方的税费和利润留存,缓解央地矛盾,改变拿得多留得少的问题。


  若在体制上解决京津冀由来已久的协同难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可谓善莫大(博客,微博)焉,毕竟载入历史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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