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是貂农选取种貂的时候，但是，随着今年2月哥本哈根拍卖行貂皮价格被“腰斩”，貂农选种热情随之下降。以水貂为例，在国内最大的水貂养殖基地山东诸城，水貂存栏量较往年减少近两成。
不过，大森林合作社似乎热情不减，忙着进口优质种貂。
中国或成世界最大毛皮服装消费国
自从1960年代，著名时尚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挥舞着一把毫无禁忌的剪刀，把华贵的皮草天马行空地分割和拼接成嬉皮、未来主义风格，震惊了整个设计界后，皮草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
近些年，皮草服饰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宠爱。据中国皮革协会预计，到2015年，国内皮草的市场容量将达到164.23亿元。中商情报网也预测，到2018年，我国天然毛皮服装年产量将超过500万件。
国际毛皮协会中国代表处媒体总监朱晓琳介绍，201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毛皮贸易价值已经超过400亿美元，“2010—2011年度的数据显示，全球毛皮制品零售总额为150亿美元，中国占了总额的四分之一。根据相关数据推算，2015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毛皮服装消费国。”
中国毛皮服装市场蛋糕巨大，催生了中国毛皮动物养殖业的发展，截至目前，我国每年毛皮生产已经达到600万张左右，数量可观。
不过，受2013年后期价格大跌影响，自2014年第二季度始到5月底，貂皮价格已经下跌10~20元/张，貉子皮下跌20~40元/张，狐狸皮下跌20~70元/张，兔皮下跌10~20元/张。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乌克兰危机都给以量取胜的中国毛皮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企业“换种”瞄准国际标准
一直以来,由于养殖业不够规范、品种不优、养殖技术不过关，加上近亲繁殖和管理滞后等,国内品种的貂皮质量和国际市场的差距很大。
“毛差一线，钱差一万。”大森林合作社的骨干养殖户董金燕表示，养殖户都知道，毛皮动物生存的环境好，它产出的毛皮质量就会高，“毛皮质量的微小瑕疵对价格的影响是巨大的。国际上最好的水貂皮在600元左右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卖到200元左右。”
大森林合作社理事长孙万红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水貂才得以进入到农户家里，与国外同行相比，养殖户分散式的庭院养殖，无法给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取皮技术落后也导致毛皮效益不高。
2005年,孙万红牵头成立诸城市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户提供统一协调贷款、统一规划建设、统一品种改良、统一饲料供应、统一疫病防治、统一产品销售的“六统一”服务。集约化带来的是户均纯收入达到35万元,“养得好的农户一年赚上百八十万也是常事。”孙万红说。
由小规模操作向规范化饲养、养殖设备更趋于现代化的集约型模式发展是中国毛皮动物养殖的必经之路。朱晓琳表示，大森林合作社这样的企业涌现，使得近10年来，欧洲发达国家，尤其是丹麦和芬兰纷纷加大对中国出口饲养设备。“可以说，国内大部分集约化的养殖场都已达到了欧洲标准。”
“养殖环节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毛皮行业最终的价值来源，而不是薄利多销。”在孙万红看来，不注重养殖环节的可持续发展往往带来经济损失，这对毛皮生产企业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一直在和丹麦的水貂养殖思维接轨，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结合加拿大与丹麦经验并根据我们自己实际情况制定的标准。”孙万红说。
“不仅仅要卖毛皮，还要做服装”
2013年底，大森林合作社做了一项让业界吃惊的选择，在国际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从丹麦哥本哈根包机引进15000只良种水貂，而这项工作还会持续5年。“我们目前有5万多只进口丹麦的良种水貂，计划5年内繁育到200万只。”
当很多人用狐疑的眼神打量孙万红时，他表示，现在饲料价格降低了，合作社正好利用这个间隙进行换种繁育。“事实上，每个产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成长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外界来看，产业发展脚步放缓了，但这种放缓，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到下一轮的高速成长。”孙万红说，“水貂的价格一般三到五年一个起落，那么在三五年之后我们的貂已经全部换种成功。”
朱晓琳介绍，中国生产的皮草原本用来出口，但现在已经更多用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开始，中国皮草出口份额一路下跌，从最高峰时总产量的80%多用于出口，跌到2012年的14%用于出口。
“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购买了中国自己生产的86%的皮草。”朱晓琳说。也有专家表示，虽然世界毛皮产业加工中心和消费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但由于发展历史及产品质量等因素，毛皮服装的一线品牌仍在国外,国内相关企业只能扮演价格被动接受者的角色，以利润很低的出口订单赚取有限的加工费，产业利润空间遭到严重挤压。
“我们今后不仅仅要卖毛皮，还要做服装。”孙万红表示，除了提高毛皮质量以外，他们的工艺与设计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合作社依托此前的积累正在筹建服装产业园，目前已经迎来合作者，年内即可实现生产。“增加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将裘皮文化与环境完美结合，这是领先于全国的创新之举。”孙万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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