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称官场泄密者为“喜鹊嘴”，此典故即来源于唐代的官场泄密事件。李适(唐德宗)当皇帝时，宰相窦参常与其远房侄子窦申参谋人事任用，每次商议好任命某人为某官的决定后，窦申便立即将“好事”泄露给当事人，以让当事人对他行贿，时人给其起了一个绰号“喜鹊”，后来李适知道其泄密受贿事件后，窦申仍不悔改，最后被赐死。
窦申所获的是“漏泄省中语”之罪，和“泄密书”、“探密事”一样，自汉代起，就是官场很重的一项罪名。到唐代，保密法已相当完备，法制条文缜密周详。《唐律》要求，公职人员“事应密”，对中书侍郎、门下等朝廷机要机关官员的管理尤其严格，《唐律疏议·职制》针对这类公职人员特做出四项禁令：“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意思是，不准泄露机密，不准延误期限，不准违章失职，不准贻误公事。否则，“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唐代法律还首次明确提出了“间谍罪”，如果充当间谍，或明知对方的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以绞刑。
宋代比唐代更强调公文的保密，对泄密者惩罚相当狠，还鼓励群众举报泄密者，如告发藏匿弃毁拆换机密档案者，可获得50贯至100贯的奖赏。
明代大兴特务之风，对保密工作愈加重视，手段非常。《明律·吏律》“职制”条规定：“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勾结，泄露事情……皆斩，妻、子流两千里”。
此外，对丢失重要公文和保密材料的，也有具体惩罚措施：“遗失制书、圣旨、印信者，杖九十，徒两年半;若官文书，杖七十;事干军机、钱粮者，杖九十，徒两年半。俱停俸。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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