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9日表示，2012年、2013年改革“小试牛刀”，初显成效。今年的实践也增强了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如果全面深化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话，能帮助我们解决面对的问题。
吴敬琏在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西南联大讲坛”上表示，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当前金融改革正在推进，简政放权取得初步成效，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进展顺利，财政改革正在按照计划落实，农地改革取得部分共识，上海自贸区意义重大。
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吴敬琏说，2012年以来的经历增强了我们通过改革解决问题的信心。比如，我国多年来号召优化结构和发展服务业而无明显成果，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却突然改观。吴敬琏分析，这是由于营改增、工商登记便利化等改革措施促成。
“虽然近三年GDP增速逐步下降，但就业情况良好，结构改善，服务业发展加速，主要原因是出现了结构优化的苗头，证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吴敬琏说。
在当期形势下，企业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吴敬琏寄语企业：“挣快钱的日子已经过去，必须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和发展。要善于发现和抓住商机，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潜能，提高适应新常态、新规则的能力。”
吴敬琏强调，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经济要良性发展，第一是深化各种改革，释放创造能力、创业能力，第二是提高效率，第三在减速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率的中速增长。我们都应为这种有效率的新常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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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动力将由过去的要素规模扩张全面转向创新驱动。从体制保障的角度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确立“正向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机制;二是“理顺价格”(gettingpricesright)。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创新驱动过程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在实处。
“正向激励”是指重构创新激励机制。我国这一机制存在明显缺陷，既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也表现在对人力资本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应对此状，亟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违法者的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可信的威慑力量;同时，构建人才创新活动的科学评价和有效激励机制，如推行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大力推进“技术资本化”，使技术人员获得强大创新动力。
“理顺价格”是指充分发挥要素价格的导引作用。实践一再证明，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会灵活变动并引导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经济增长方式自身会逐步地从粗放走向集约。但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由于要素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要素价格被扭曲和低估，直接刺激了市场主体密集使用相对廉价的有形要素，而较少有动力和压力投资于自主创新。纠正这一局面的关键，是要理顺价格信号，通过持续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形成要素的有效定价机制，使要素价格能够“逼近”供求决定的真实均衡水平。在此基础上，微观企业当能建立理性的主体预期并不断校正其主体行为，从而建立起持续创新的机制。
除了发挥市场在创新驱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应当承认，在创新过程中，一些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外部效应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内在化，需要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但同时也应强调，政府在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方面，不能过度干预，更不宜自己“亲自上阵”。
近期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产业所经历的巨幅震荡，就与政府主导背景下押注错误的技术方向，以及大规模重复投资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倘若要实行产业政策，为克服政府失灵，有必要区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Lall，1994)的差别，明了直接干预型和间接诱导型产业政策的分野。这里的核心要义是，产业政策应是矫正市场失效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市场的安排;是引导企业行为的正向激励框架，而不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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