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面对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现在最热门的词，特别是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政领导对新常态的内容、党和政府所提出的方针和如何引领新常态做了阐述。主流报刊发表了不少阐述文章，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我想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旧常态已经不能延续，不再存在，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30来年。曾经长时期的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的长期的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奇迹。
但是这种旧的常态，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出现了颓相。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了，特别是到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经到了7%-8%的水平，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下到了7%的水平。这期间也不断的采取了一些刺激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就变得非常的明显，这种旧的招数越来越不灵。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效越来越短。如果说2009年的40000亿投资和贷款，使经济增长保持了两年多的8%以上的增长率。
今年第二季度的刺激的力度并不很差，但是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只拉升了0.1个百分点。到第三季度又落到7.3%。10月11月，发改委批出去的项目达到1万亿左右。当然，是不是有那么多钱，能够实际的投入?可能没有那么多。可是在增长率上却没有见响动。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了，它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决定性的因素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或者叫动力，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旧常态驱动经济高速度的增长动力，是些什么动力呢?
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外三个，一个是劳动力投入、一个是资本的投入，再一个是生产率的提高。在旧常态下，这三个动力是非常有力量的。在劳动力，就是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拿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另外一个就是改革的红利：改革开放使生产率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改革使得我们城乡市场打通，所以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就能够流入城市得到了比较高效率的利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开放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本国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之下，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学习外国的技术的办法，使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一般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和发达国家相似的水平上。使得生产率提高了。
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投资。这个是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采取的老办法。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动员了一些新的资源，能够进入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所以投资的规模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不能比拟的。比如说土地，土地从一种不能流动的一个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带来的资源的总量至少是几十万亿的规模。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海量的投资去支撑高增长。当然了，还有一种老的办法就是发钞票，由政府主导的经营投资。
经济增长这些基本的驱动力量到本世纪初期都发生了变化，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正在缩减甚至消失。开放带来的效率提高，由于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进入后期，也因为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接近，要靠简单的学习外国技术、引进外国设备的办法，大幅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很小了。还有一个是支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海量投资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在各方面造成的后遗症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积累，使得我们的负债率杠杆变得很高。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太高了以后，就会发生某些环节上资金链的中断。这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现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50%左右。在这么高的杠杆率的情况下，某些环节必然会出现偿债困难和“跑路”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连锁反应，偿债困难扩散开来，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系统性的危机，像日本1990年出现的系统性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不能再用海量投资去支持高速度增长了。
总之因为驱动要素发生了变化，旧常态不能继续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愿望都不可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第二点意见，就是要加深对新常态的认识。从去年到今年，党政领导一再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特别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主流传媒上发表的阐释文章也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研究得很深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特征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从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四个方面。
在我看来，以上四方面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也许未来还会继续向中速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后面三点都可以包容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是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
我们如果仔细地观察这两个转向，可以发现两个转向的进度状况是有区别的。前一个增长速度转向已经是一个实现了的事实。后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说得最好的，也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向，说得不好也许还只是我们的愿望。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我认为，我们的着力点应当是在承认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的同时，争取这种不管是中高速、还是中速的增长速度，是由比较高的必须高的生产率支撑的。如果是陷入了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或更低速度的增长，各种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总之，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合乎我们愿望的常态，是一种比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增长或中速的增长。而这一点是要我们做出努力去争取才能实现的，而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就可能出现的，前一个转变是已经摆在那里的，我们只能承认，只能适应。第二个转变则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实现。
第三点意见，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才能实现第二个转变。
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少说已经提了将近20年了，多说这是刚开始改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原因是体制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实现。从改革开放开始时期的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就明确指出，十大方针都是环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提出的。
到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党中央讨论“九五计划建议”和后来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九五计划”的时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提法，是苏联人在60年代就提出的，不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不可改变，以致一直到苏联崩溃都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提出要实现两个基本转变，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到商品经济，而且明确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九五计划”因为在十四届三中全会“50条决定”指引下市场取向改革进展比较好，所以“九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期间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经济增长方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用海量投资建设“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十一五”的制定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继续用政府主导的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所以“十一五规划”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为此还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来开会的时候我本想把我总结的“十一五”制定过程中的大争论的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送给各位，可是在昆明的书店买不到，很遗憾，只好以后再说了。
“十一五”制定得很好，但是用一位在2010年为“十二五”预研究提供意见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你们制订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是我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种很不理想的状态使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0年提出了口号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上面讲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可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取决于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改革把现有的体制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在我看来，它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的能够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只有我们实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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