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风险主要来自外部压力和内部引擎失灵。外部压力包括：在强美元下资金外流的压力使得货币宽松不再任性;出口环境仍旧不明朗，出口只能延续中速增长。内部引擎失灵包括：地方基建被抑制下传统产业去杠杆和去产能压力;房地产行业大势已去，面临投资下滑风险;城投债务大分化的趋势下部分城投企业再融资压力剧增恐引发信用风险。
全球再平衡背景下资本外流风险
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美国去杠杆进程已步入企业和居民加杠杆，政府去杠杆的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加杠杆意味着美国新一轮信贷扩张周期开启。过去囤积于金融机构的美元流动性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去杠杆没有信贷需求而加速涌入了加杠杆的新兴市场。美国经济的实体回报率提升和居民加杠杆周期再启动意味着过去流入新兴市场的美元流动性将会回流美国。如果新兴市场外部流动性紧缩，过去的资本流入很容易逆转为大规模资本外逃，引发货币危机。未来我们将会看到美元进入大的升值周期而新兴市场货币持续贬值，美元将更美。
尽管我们认为美元强势和美联储加息使得中国陷入货币危机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且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但是风险点在于资本流出的压力可能会掣肘货币宽松的空间，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需要货币宽松拯救时，央行可能会迫于资本流出-抵补基础货币缺口-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加剧流出-更大的基础货币缺口恶性循环的干扰下，最终释放的货币剂量不足以拯救羸弱的实体经济。
多重阻击之下出口萎缩风险
出口是中国经济最先熄灭的引擎，也正是出口引擎的熄灭才有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外部来看，发达国家仍未完成去杠杆周期，经济复苏伴随着贸易再平衡，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复苏是依靠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实现的。国内的套息资金推升汇率和劳动力成本攀升正侵蚀出口竞争力。制度上，WTO红利正逐步被各国的保护主义代替。尽管政府对“一带一路”大力推动和双边贸易的区域拓展政策还是努力让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在汇率、劳动力成本、发达国家去杠杆等多种因素制约下，未来出口不会有明显改观，而是延续近年来的中速增长，只能成为一个不会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
传统产业去杠杆之下经济下行风险
从旧经济增长模式来看，地方政府缺乏有效预算约束、房地产投资处于长景气区间，直接刺激重工业产能野蛮扩张，实体永远存在信贷饥渴，银行信贷供给直接影响实体投资增速。因而，央行选择以量调控，直接把控流动性闸门，而当央行货币宽松刺激经济时，货币传导机制立即有效能直接刺激经济并带动企业资本开支扩张，企业资本开支扩张对货币信用派生产生正反馈。在旧经济增长模式下，“宽货币”很容易演变为“宽信用”。尽管央行通过一系列措施致力于将囤积于金融机构的货币流动性作用于实体，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迅速回落和实体经济的资本开支意愿不强使得货币政策一直无法有效传导，“宽货币+紧信用”并存使得企业面临昂贵的融资成本。
经济新常态下，财税改革纠偏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人口结构和过剩库存压制新开工，重工业产能由不足转为过剩再转为去产能，实体信贷饥渴被抑制。在新常态之下，“宽货币”演变为“宽信用”不会再轻而易举。但改革并非没有成本，未来的经济增速不可能与过去地方政府债务肆意扩张和房地产繁荣时期相提并论。此外，过去的制造业产业链跟随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形成，当过去的增长引擎熄火，制造业迎来全面过剩时代，未来将以去杠杆和去产能为主。在去产能和去杠杆的过程中，深陷过剩产能的制造业经营现金流压力开始凸显，维系其生产运营的外部融资需求开始上升。但银行对资产质量的担忧又会收缩信用，意味着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不会被轻易满足，进而增加了其资金链断裂和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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