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国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GDP之变”成为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焦点。截至1月29日，在28个召开地方两会的省份中，除上海未设定具体增长目标和西藏基本持平外，其他26个省份对于2015年的GDP增速目标相较2014年均有不同程度下调。其中，山西、甘肃和辽宁三省下调幅度最高，在3%左右。
作为地方政府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两会所透露的重大决策性变化备受关注。维持多年的“GDP崇拜”是否宣告就此终结?这一变化将对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一问：下调之举是主动还是被动?
各地大幅下调GDP增长目标，与2014年各地经济增长“成绩单”普遍不佳有着直接关系。28个省份公布的2014年预计的GDP增长率中，绝大多数未完成，其中距完成既定增速目标差额超过0.5%的就有18个省份，山西省距离完成目标相差最大，设定目标为9%左右，初步核算仅完成4.9%。
事实上，各省份大范围下调GDP增长指标并非今年首次出现。从2013年地方两会开始，各地在制定GDP增速预期目标时已经开始“点刹”。
2012年各省份列出的GDP增速目标与上年相比多处于持平，有8个省份上调增长幅度。2013年，各地制定的GDP增长目标有18个省份保持不变，13个省份已开始下调。而到了2014年，全国31个省份年初制定的GDP增速目标中，仅有黑龙江和海南两地上调，22个省份选择“降速”。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说，淡化速度是发展的必然，现阶段不可能也不必要再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进入改革攻坚期，质量比速度更重要，要用过去拼速度的热情来追求高质量。
此次各地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上海市成为唯一未设定具体增长目标的地区，备受各界关注，甚至引发“今后地方是否将取消GDP考核”等话题的热议。
记者发现，在县市层面，取消GDP考核早已进入探索实践阶段。比如四川取消了藏区、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GDP考核，这些区域超过全省一半的国土面积;福建省对被列为限制开发区域的34个县(市)，均已取消GDP考核指标。
二问：指标下调是否意味经济衰退?
“投资增长乏力”“化解过剩产能难度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成为不少省区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和描述2014年困难挑战的“高频词”。
不少经济学专家表示，2015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且短期内我国经济整体形势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大盘面不会改变。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指标相应下调，也是情理之中。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表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空间缩小。加上扶持小微企业、海外投资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中长期举措，在短期内对提高GDP增量作用不会太明显，甚至在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一定程度上还会减少GDP存量，但这些都是我国经济爬坡过坎的必经阶段。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应该设定适应新常态的增速指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
此外，有一个事实值得关注。那就是，调低GDP增速甚至不设增速目标，与各地GDP核算制度改变密切相关。
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往年常常出现各省GDP总量之和高出全国总量结果的怪象。目前，全国正在推行的核算制度改革，使我国经济统计从以往的“下管一级”，到“下算一级”，再到从2015年起实施的“统一核算”，使地方在数据造假、数字出官的空间越来越小。
记者采访了解到，“下管一级”是指以往各地GDP总量都是各地核算，报国家统计局审核后再公布，统计数据“注水”造假现象较为普遍;“下算一级”是省市GDP统计由各省提供部分基础数据，再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结果，对国家统计局核算结果有异议地方还有申诉空间;“统一核算”是指利用全国联网直报系统，国家统计局根据其掌握的数据核算各地GDP总量，无需省级部门参与，地方只能等待结果宣布。
据业内人士分析，各地GDP总量核算权上收后，以往年底前各地领导带队公关、修改数据等乱象将会有效杜绝。在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不预设增长目标，还能降低年终工作硬性负担，因此今后类似上海不设增长目标将成为趋势和常态。
“各省区市将GDP增长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当年必须完成的经济指标，还是充满计划经济色彩的做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对GDP增长最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国家宏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广西柳州市法制办主任陈家达认为，按照依法治国的精神要求，各地GDP设定将由政府设定增长计划目标，转为加强对市场经济状况的依法统计，让GDP及其增长率成为市场的真实反映。
三问：终结“一快遮百丑”后如何考核地方政府?
“一些地方降低或不设具体经济增长目标值，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GDP增长，因为没有增长的环境下做的结构调整是徒劳的。”孙立坚说，不预设GDP增长目标，不意味着不考核GDP，更不意味着忽略GDP。
GDP需要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背后，意味着保障新增就业岗位和市场信心的基础。根据行业内测算，我国近年来GDP增长一个点，所能拉动的就业增量是150万人左右。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多地开展取消GDP考核的实践中，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考核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等特点，使考核体系更加贴近各地实际情况。如四川省对88个贫困县实行分类考核，由过去看重GDP等经济指标，变为将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贫数量等作为考核内容，重点突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广西来宾市从2008年起陆续对下辖的金秀县、忻城县、合山市三地不再将GDP和财政收入指标列入考核，转向实施差别考核。比如，生态底子好的金秀县，重点考核生态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指标;忻城县生态底子差，是广西限制开发地区，石漠化严重，重点考核生态环境治理;合山市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重点考核产业转型升级、棚户区改造、生态恢复等指标。
来宾市委副秘书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增忠说，在差别考核实践基础上，来宾市实施“绿色GDP考核”，调整考核项目使各地发展更加均衡和全面，GDP数据“不降反升”。金秀县用生态保护、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取代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化指标考核后，旅游产业快速发展，GDP和财政收入连续6年快速增长，处于历史最快时期。
“虽然取消了GDP、工业化等考核指标，但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去搞好生态保护、扶贫开发、民生改善等工作，工作压力更大了。”忻城县县长李朝晖说。
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也是中央近年来大力推动的重要改革举措。中央组织部2013年底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
王雍君表示，削弱GDP在干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甚至部分地区直接取消，肯定是今后干部考核制度改革中的大方向。取代GDP考核指标的，将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综合性指标体系，而这些项目大多需要GDP增长来支撑，“因此在不只考核GDP的状况下，要想考出好成绩，可能得比过去付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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