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区别在于，人无法改变自然规律，但是，人的思维能够改变社会运行，因为人自身就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方法论要有所区别(但当研究自然科学之量子物理时，可能区别又不大了)，研究社会现象应是“心”、“物”结合，研究“心”并不是指研究生理学上的“心”，而是指认知、意识、思想、欲望乃至证券投资中被谈论最多的预期，证券研究既要重视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也要重视对人们内心世界的认知，探究内心世界的过程即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和认知的过程，社会经济体本身就是由“人”和“物”共同组成的。
炼金术不能改变自然界物质的属性，但却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和金融市场运行。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可以看成检验假说的实验室，成功的投资是一种炼金术。
2014年启动的中国A股市场牛市可以成为补入证券投资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树上的花还没有开(经济还未复苏，改革红利尚未释放)，但人们心中的花却开了(改革重振人们信心，对过度悲观的预期进行修复，人们憧憬并贴现美好未来)。
近年，中国宏观经济、公共政策和资本市场领域存在三大争论：此轮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政策取向应主要是改革还是刺激?此轮牛市是改革牛还是周期牛?
作为2014年最早最坚定提出“大牛市论”的团队，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此轮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政策取向应主要是改革而非刺激。过去几年的熊市是对改革迟缓挫伤社会信心的评分，此轮牛市是对改革提速重振信心的估值修复和溢价，所以，叫改革牛。
此轮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
近年，关于此轮经济减速的原因及其政策应对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大致分化为两大阵营：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减速，出路在于刺激;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减速，出路在于改革。
第一种观点认为，此轮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国内周期性调整所致。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国内周期性出清调整结束，中国经济将周期性复苏且还能重回8%-10%高增长轨道。持外部性和周期性论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平台和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2002-2007年高速增长堆积了大量低效产能、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大规模刺激误操作、信用加速器等原因，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金融过度杠杆，随后的去产能和去杠杆行为引发了经济减速。
但是，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缓慢复苏，但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同时，2010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减速超出了各类产能和存货周期所能解释的范畴，出现了“穿越周期”现象，市场上各种周期误判层出不穷，比如，2011年前后的设备投资“新周期”误判和2012年的存货周期误判，传统的周期宏观框架在做大势研判时失效。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此轮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支撑原先高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所致，刘易斯拐点到来导致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房地产长周期峰值到来导致投资需求下降，部分领域技术进步接近前沿面导致需要从模仿向原始创新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本该结构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刺激多、改革少，旧增长模式拒绝退出，隐性担保泛滥导致资金错配，形成三大资金黑洞(即旧增长模式的铁三角：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重化工业)，无效融资需求膨胀推高无风险利率，新增长模式因融资难贵被抑制。
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可以广泛地观察到，中国此轮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
从宏观层面，中国经济在2008年前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并且在2014年到达房地产长周期峰值。
工业化率达到峰值，城镇化进程放缓，用钢量达到峰值。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
从中观层面，近年产业结构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衰退与成长，以房地产、重化工业和土地财政支撑基建为主的旧增长模式正在退潮，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增长模式正在崛起，这从产能投资、销售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均可观察到：在重化工业去产能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能投资增速保持在20%左右;在重化工业销售利润率下滑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销售利润快速增长;在重化工业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
政策取向应主要是改革而非刺激
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增长平台和动力结构不变，应通过反周期性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回归增长中枢。比如，2004-2005年是周期性减速，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品行销世界，居民快速的住行消费升级带动大量住房和基建投资需求，因此政策适度放松后，2006-2007年经济重回周期性繁荣。
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增长平台和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体制性因素阻碍了结构性出清，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只刺激不改革实际上是延缓旧增长模式出清和鼓励加杠杆，是金融危机的节奏。
2010年以来的此轮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改革是唯一出路。但是，由于2010-2013年刺激多、改革少、出清慢、加杠杆、利率高、大熊市，宏观经济领域热议中国“明斯基时刻”即将到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年改革提速后，改革堵住资金黑洞收缩无效融资需求并为政策宽松创造条件从而引导无风险利率下降，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风险偏好重振社会信心引导增量资金入市，宏观经济领域不再讨论“明斯基时刻”，股票市场出现了大牛市。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背景是增速换挡，更准确地说，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结构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
2011年任泽平原来所在的国研中心团队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增长阶段转换”(后来中央采纳为“增速换挡”)的判断，并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启蒙。
2014年任泽平加盟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宏观团队以后，在资本市场上尝试建立“转型宏观”框架来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未来，提出“新5%比旧8%好：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7%-8%旧增长平台要好，改革破旧立新了，利率下降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刺激酝酿危机，改革造就牛市”“经济增速到5%，无风险收益率降一半，股市走出大牛市”、“改革提速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朗，将有效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新一轮改革发起了对熊市的最后一战”、“这是改革牛，不是周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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