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民间借贷都是中国经济的参与者，它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间接金融体系，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在其中扮演着资金掮客的角色，他们跟做实业的企业家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同时也被认为是经济中的危险因素。
本文讲述的故事—江西商人李鸣的放贷经历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这个GDP世界第二大国的国民经济的缩影：资金链条的维系意味着经济生机勃勃的继续，没有哪个主题比这更重要、更现实。
放高利贷的人
李鸣此次来北京，要会见一个刚被保释出来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债务人，“一个身家千万的诈骗罪嫌疑人”。
在北京东南四环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李鸣兴致盎然地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商历程：起点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不过时间到了2008年之后，用他的话说，已经“纯粹在做民间借贷了”。
“我以前从来没让人写过借条，”李鸣转身找出一摞写着字的白纸，这是一天前他刚要求朋友写下的欠条和借条，粗大乌黑的字迹全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借条是本金，欠条是累计下来的利息。”这些都是拖了两三年的旧账。
写下这些借条、欠条的刘方最近倒了霉，因为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他用信用卡套现还贷，以诈骗罪被捕，不久前刚被放出来。李鸣不知道，自己几年前借给刘方的几十万元究竟什么时候能收回，因此他头一回让对方留下了字据。
不过，对于刘方这位不走运的朋友加老乡，李鸣丝毫没有紧紧相逼的意思。
今年48岁的李鸣出生于江西省某个贫困的革命老区，说话时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与他们这一代的许多生意人一样，外出经商，老乡之间的抱团必不可少。但当记者提及赣商抱团时，他马上纠正：“江西人就是还不够抱团，远远比不过温州人、福建人。”
李鸣把钱借给的多是像刘方这样的熟人，有时候则是“熟人的熟人”，熟到借钱不需立任何字据。至于人们具体拿钱去做些什么，有时候知道，有时候未必知道。
“我只做短期的。”李鸣的意思是，只借给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人，这样能快速收回本金和利息。不过这样的生意也往往不那么轻松遂愿，比如刘方的这笔“呆账”，再比如一年前一笔数额更大的借款，债务人也没有履行三个月还款的承诺，拖欠至今。
这才是让李鸣最头疼的。再过两周，自己一年前从银行贷的400万元就要到期，这笔钱当初借给了一个在江西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处理完北京这边的事后，李鸣须得再回老家追回这笔更紧要的款项。
根据这番追款可能的结果，李鸣做了三手准备：最理想的，是迫使对方从别处借钱还自己的债，这样的话，“今年的难关就算过去了”;第二种情况，是拿对方没办法，自己找亲戚朋友借钱还给银行;第三种，则是从亲戚朋友处也借不到钱，只能找民间中介机构去借。这种情况的成本最高，“一个月至少6分的利息”。
从企业家到职业债主
李鸣初中毕业后，干过最久的营生是开拖拉机。家中兄弟在老家靠木材生意发家后，上世纪90年代初纷纷去了广东珠海。李鸣也跟着南下，在珠海给兄弟的工厂打工，后来则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开过电子厂、绣花厂，卖过跳舞毯、游戏机，做过钢材贸易。虽然早已不做钢贸，但李鸣名片上的头衔仍是某钢贸公司的负责人。
在李鸣这样的生意人还没有“玩金融”的时候，中国商品经济还处于最具原始生机的时期，四处是致富的商机。李鸣刚到珠海时，拉一根线开间公用电话亭就有极其不错的收入，后来也曾差一点就靠卖跳舞毯大赚一笔。
李鸣兴高采烈地谈起自己当年是国内第一个生产跳舞毯的厂商。上世纪90年代末，跳舞毯从日本传到香港，李鸣去香港旅游时买回了几块，然后找到技术人员开发、仿制，推出国产跳舞毯。跳舞毯迅速流行，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市场都向李鸣要货，最多的时候账上共收到了几百万元定金。
但由于技术不到位，李鸣卖出的跳舞毯纷纷出现质量问题，被退回要求返工。加上他的小工厂生产能力不足，最终无法实现大量的供货，最后只能退回几百万元的定金。
李鸣做过的生意，似乎都没有让他在财富的阶梯上更上一级。他有些尴尬地称自己是“不成功的”，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太守规矩”。比如做钢贸生意的时候，从不短斤缺两，而在业内，用不足长的钢材充当标准长度的钢材，以增加利润，是“惯用的伎俩”。
人们须“靠不守规矩才好赚钱”，这是李鸣多年来总结出的经商哲学。他的怨言和批判，也指向了金融体系：“钢贸行业就是被银行、被担保公司搞死的，形势好的时候追着我们贷款，说得不好听，是教唆我们作假，不管对方有没有还贷的能力。”
李鸣的怨言也是近几年钢贸商和银行关系恶化的侧面—银行将违约的钢贸商告上法庭，钢贸商则指责银行收紧贷款不给企业喘息时间，资金链才会断裂。
2008年以后，对钢贸企业而言，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单靠钢材生意无法继续高杠杆融资发展;而在全球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银行开始“大跃进式”放贷，钢贸企业享受到更宽松的融资环境。
“整个行业里里外外抱团，向银行贷款。”李鸣如是概括。事实上，所谓抱团，是钢贸圈盛行的联保互保、动产质押和担保机构担保的融资方式。抱团的企业可以互助增信。除了联保，不少钢贸市场主也自设担保公司，为市场内的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抱团之下，其中一个钢贸商出现资金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钢贸商集体凑钱来填补缺口。
抱团虽有优势，却常常人情大过理性。李鸣深知其中之苦，“有时借钱给熟人，收不回的可能性反而大”。
钢贸商从银行贷来的钱往往去做其他的投资，比如房地产。近几年一再被媒体以“行业危机”、从业者“跑路”、“自杀”为噱头进行报道的钢贸业，已经更像一个抱团玩金融的行业，业内一些大企业也早已“多元化”发展，主要利润来源也非钢材贸易。
李鸣承认，自己的亲戚所在的一家行业内规模不小的钢贸企业，早已投资参股了银行、担保机构、水电站等行业，这家企业几年前曾借了5000万元给河北廊坊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但至今分文未收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钢铁物流专委会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自2012年钢贸危机发生以来，全国的钢贸商数量已经从20万家缩减至10万家左右”。在这10万家里，很可能包括不少李鸣所在的这类名存实亡的钢贸企业。
钱的价格与成本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借钱给别人，都不知道要收利息。”李鸣这样描述自己一度对财务运作的无知。如今，在跟时代周报记者的聊天中，他一再重复的是“没有什么比玩钱更赚钱”。
李鸣眼下要到期的400万元贷款，是他用一位律师朋友的房子做抵押从银行借的。银行贷给他的利率是7%左右，他再贷出去是“三分息”，换算成年利率便是36%。
不过细账算下来，利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高。比如虽然律师朋友是无偿把房子借给自己抵押，但一年里花在对方家人身上的送礼等人情支出，也有30多万元;如果不能及时收回这400万元，自己去借高利贷还银行，又是一项不小的支出……
400万元的大部分借给了在老家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后者正在操作一个别墅项目。对此，李鸣也做了最坏又乐观的打算：“大不了他拿几套房子给我抵债，我自己在老家确实也需要一套别墅。而当地我也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帮他卖出几套。”
李鸣严格意义上的“家”在湖南，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湖南一个小城当公务员。而李鸣在北京的居所，则像极了一个临时歇脚的地方。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京郊某处，他有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也是此前别人用来抵债的，自己未曾看过一眼，连具体地址也说不上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今年3月30日，央行、银监会、住建部联合发文，将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六成下调至四成。
李鸣对房地产政策面的话题不置可否。他指出，投资(借钱)是否成功的重点是，对方是否有运作这个“盘子”的能力。
而前述李鸣朋友在江西老家的别墅项目，现在“还是一块空地”。那位朋友当初找李鸣借钱，据说是为了还银行利息。
李鸣约定在银行贷款到期日的5天前回江西与对方谈判。身为债主，李鸣的地位看起来并不强势，他的谈判筹码是，如果对方将本息都还上，自己这笔银行贷款还清后，再贷出的400万元，“自然要继续借给他”。李鸣已提前咨询了银行，得知贷款还清两天之后，同一抵押物便能再次放贷。
“放高利贷，不是人们以为的坐着就能收钱。”李鸣说。
旧资本和新商业
在李鸣对银行的抱怨中，也包括商业银行缺乏管理、不负责任的放贷方式。比如这些银行并不太关心贷款的用途和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只要到期能还上本息，就能“还旧借新”。企业往往在这个时候想方设法借钱还贷，对那些已经有问题的企业来说，这等于风险会越积越大。而李鸣的放贷生意，看起来也在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