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意在政府和民营资本之间建立一种长期合作关系，民营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
但从各地推进PPP的实践看，仍面临不少挑战，一些地方出现项目落地难、叫好不叫座的情况。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PPP项目运行最大的难题就是各有想法。地方政府及部门多将其视为投融资渠道;社会资本则想尽快回收资本、技术，有的甚至希望从中获取暴利。而“政府能否按合同依法办事是民资最大的顾虑。”金永祥说。
对于城镇化建设中很难盈利的公益性项目，金永祥说，政府不能将其视为“包袱”甩出去，实际上从各地实践看，不乏民营资本从PPP项目中盈利的，关键在于政府要转变观念，要设计好项目的现金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可行性缺口补助等方式确保民资得到回报。
而对于民营投资者，孙洁认为要有正确的盈利观。“PPP项目应该确保盈利，但不能暴利。”他建议，目前PPP涉及政府出资购买服务部分已经纳入预算，但通过居民出资购买服务的部分还没纳入预算，未来应出配套文件，以便解决投资者有回报但不能有暴利的问题。
能不能让PPP项目成为政府、企业、社会三方都喜欢吃的“蛋糕”，关键在于完善并细化制度建设。
史耀斌介绍，目前财政部正在研究将政府合同支付责任纳入到政府的预算管理和中期财政规划，这将解决社会资本担心政府支付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此外，还将制定相关文件、指引、指南来增强社会资本信心，今后项目从推介到签约、到落地时间将会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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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最早由《连线》杂志提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报告认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是创新思想、创新技术等创新成果的原创地并能在本地实现高效的成果运用于转化。其孕育的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效果，能代表国家或者某个地区参与全球竞争。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硅谷、慕尼黑、东京等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创新之城。其中，硅谷模式等已经成为国内竞相模仿的对象。资料显示，硅谷模式主要是以企业引导全社会自主创新，并结合高效的产学结合、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分工。据悉，2014年一季度，美国风险投资资金的50%都投向了硅谷。慕尼黑、东京等地在具体的创新模式上各有不同，或倚靠当地的大学资源或由政府与企业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但全社会创新的局面已经形成。
在国内则有北京、深圳等地争先恐后推进科技创新。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286.6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6.03%，位列全国第一。在2008年至2014年间，北京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9%。去年深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643.3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4.02%。
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澳洲智库发布的《2014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显示，上海在全球445个被评价城市中的排名由上一期(2012-2013)的第29名退至35名，趋势不甚乐观。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海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31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3.6%。虽然近年来上海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但在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上海追求的目标应该更高。
去年，高层提出上海要提高核心竞争力、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上。随后，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经历了半年多的调研和内部研究，并作为2015年上海市委一号的重大课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将科创中心建设定义为“突破发展瓶颈、重构发展动力根本举措”。上海迎来“第五个中心”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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