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对长期占据正统的理性市场理论体系进行反思，对无节制的跨境资本流动会产生负面影响也有了定论，宏观审慎的概念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一些诸如系统重要性附加和逆周期资本附加等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也因之陆续派上了用场。涉及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目前流行的针对货币危机的第三代方法给出的基于“资产负债表效应”的解释是：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被市场主体基于微观理性的行为所放大和强化。在资本大量流入时期，一国外债开始大量积累，本币升值、资产价格普遍上涨。这些因素又互相强化。但问题在于，这种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可能会因国际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作用而突然停止。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会使得原先那些强化流入的机制转而成为加速流出的循环。
在资产泡沫破裂的过程中，为偿还外债和财务去杠杆，国内资产被低价火速出售。众多的火速出售则会引发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进一步增强对一国汇率水平、国内资产价格下行的压力;而实际有效汇率的下跌又会进一步增强那些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企业由于货币错配带来的财务压力，形成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其进而可能引发债务违约和金融危机。在市场中，微观主体会将资本的市场价格认定为既定价格来接受，从而进行理性的决策。但资本的市场价格在形成过程中，并不会考虑由于市场主体的一致行动(如在繁荣时期的大量举借外债和在危机时期竞相出售资产的行为)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也不会考虑基于系统性风险因素，让资本风险定价低一些。
也就是说，微观主体过度融资的社会成本要高于它们所付出的体现为市场价格的经济成本。这些“理性”的微观主体会在经济上行期过度承担风险，而在经济下行期又过度地厌恶风险。微观主体没有也不会将这种负外部性纳入其经济决策的过程，就像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中，企业不会自发将环境污染成本纳入自己的经济决策一样。过度借入外债会“污染”金融市场，政府需要采取宏观审慎的手段来减轻这种负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要纠正这种负外部性，按照现行的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行政审批来管;而宏观审慎管理则更多强调用经济的、价格的手段，就像对污染企业征污染税、对碳排放进行定价、交易一样，以避免和减少由于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扭曲。所以，现行的外汇管理和宏观审慎框架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同是不言而喻的。如外汇管理由于是要堵上所有的套利环节，所以基本上采取穷举式，对各种可能的行为都要做出规范性安排;而循着宏观审慎的逻辑，则应在一些普适性的宏观审慎的比例管理上多做文章。又如，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管理、对外汇存贷比、本外币差别准备金要求等，也都属于宏观审慎的范畴。积极研究宏观审慎框架下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框架，并为相关政策实施在信息系统建设中预留端口和空间，应是外汇管理在宏观审慎层面推进改革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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