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现代社会，预算是公权力运行的财政支撑，是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的主要来源，中央和各地规范和加强差旅费管理，堵住制度漏洞，可以为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严控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探索有益的经验。惟有通过预算制度的杠杆，让公众知晓并监督政府“钱袋子”的动态与流向，才能牢牢扼住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的“咽喉”，最大限度遏制公款挥霍浪费，才能牢牢扼住公款和公权的“咽喉”，使公款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广州市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近日正式印发实施，规定科级及以下人员原则上不乘坐飞机，因出差旅途较远或出差任务紧急需乘坐飞机要从严控制，需经本单位领导批准方可乘坐飞机。《办法》明确，出差人员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照经济、安全、便捷原则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按规定等级乘坐，凭据报销;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自理。
“科级及以下人员原则上不乘坐飞机”、“正、副省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可以乘坐飞机并安排头等舱”……这些规定客观上凸显了不同级别出差人员在待遇上的差别，在网上坊间引发了一些议论。去年1月，财政部发布重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部级官员出差乘飞机可坐头等舱，司局级及以下人员乘飞机均须坐经济舱，市内交通费每人每天80元包干使用，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等。随后，各地参照中央国家机关的标准制定“地方版”，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地先后出台了差旅费管理规定，相较之下，这次出台的广州版《办法》，对一些具体标准抠得更为细致，把握更为严格，如“科级及以下人员原则上不乘坐飞机”，似乎就是广州的独创。这些规定有的是对原有规定的重申，有的是根据情况变化作出的调整或强化，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中央和地方权力部门对差旅费的管理将越来越规范，出差人员动辄想坐头等舱、住豪华宾馆、胡吃海喝，就再也没有以往那么容易了。
对于公务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公款消费，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加强“三公”经费公开和对“三公”消费的监督，是近年来各界呼吁加强预算公开和预算监督的一个重点。去年11月中央发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列举了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等几项主要的公务开支项目，国内差旅费与因公临时出国(境)费并为一项，成为“三公”经费的一部分。这里揭示了一条加强预算监管的新思路——“三公”应当包括因公国内出差，“三公”经费管理应当包括国内差旅费管理。
具体来看，这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主要是国内差旅费与公务接待费之间，需要划定界限、相互衔接，避免有关人员钻制度空子、中饱私囊。中央已出台《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公务接待单位实行接待的范围、标准(包括为被接待人员安排住宿、伙食、交通等)及承担相关费用作出规范;而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公务人员出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可以回单位报销，两者之间至少在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三项上，存在着交叉安排或重复报销的可能。必须进行周全的制度设计，通过更紧密的衔接与制约措施，压缩出差人员打“擦边球”的空间，通过更大范围、更高层级的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对公务差旅和公务接待活动的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出差人员上下通吃、两头牟利。
对公务差旅费的监管如此，对因公出国(境)费、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会议活动费、办公用房费等公务开支的监管也是如此。做好这些工作，既是为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巩固反“四风”的成果，也是为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范化、制度化。实际上，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并不缺乏反对浪费的规定，依照《刑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一些大吃大喝、挥霍浪费行为，有的能够认定为具有侵占财政资金或侵占本单位财物的性质，就可以对责任人员课以侵犯财产罪或贪污罪。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更需要把严格执法与深化预算改革结合起来，依法保障人大对政府预算进行严格的专业化审核，实施强有力的监督，保障公众对政府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把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所有政府开支都要事先编制预算，预算一经人大审议通过，就成为刚性的法律，任何部门和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违者须严格追究责任，令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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