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顺应全球化大势，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之举，总体利大于弊。当前对股灾教训的反思，更多应集中于如何完善市场体制和监管技术。
金融开放有沦为股灾“替罪羊”之虞。自6月股灾发生以来，对其原因及教训的讨论和反思不绝于耳，见仁见智。有一些财经官员和市场人士认为，股灾能由政府较为迅速地控制，幸赖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由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等改革措施亦当缓行。这一因小失大、本末倒置的观点，实不足取。
股市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股灾都不应绑架金融改革，动摇金融开放;特别是按中央决定坚定地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这样重大的改革进程不应受到实质性影响。
须知金融开放并非酿成本轮股灾的主要原因。对本次股灾，归因于基本面不支持前期牛市者有之，归因于强力去杠杆致使泡沫骤然破裂者亦有之，归根结底，本次股灾的发生仍是由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不成熟所致。如识者所言，中国股市以中小散户为主，极易形成追涨杀跌的“羊群效应”，从而造成股市暴涨暴跌，而场内外巨大杆杠又极大强化了这种效应。于监管者而言，无论是此前的过度加杠杆和猛烈去杠杆，还是救市时的慌乱与失态，都暴露出了市场监管制度的缺陷。
因此，当前对股灾教训的反思，更多应集中于如何完善市场体制和监管技术。将板子打在金融开放身上既无事实依据，亦不合基本逻辑。中国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一直进展有限，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渠道和量级都还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酿成股灾。而在资本管制更加严格的2007年-2008年，A股市场的股灾仍旧发生。足见金融开放与股灾二者之间，并不具备必然关联。
正本清源，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亟须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就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开展评估;由于加入SDR要求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中国有必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从这个大背景看，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项下可兑换如期推进，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即使就近期而言，这些改革也可极大地便利对外贸易，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与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就长期而言，这些改革正是度过增长速度转换期、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关乎更大的全局。
不必讳言，金融开放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如操之过急，国内经济秩序可能受到一定冲击，股市亦不例外。例如，倘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会增加资本在国内外市场流进流出的规模和速度，股市波动性也会相应增加。这就对市场监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造成股市的大幅上涨抑或下跌。股市指数的波动自然也不应成为检验金融开放是否有必要的标准。如果顾及股市一时的起起落落而轻弃金融改革开放，那将因小失大，从长远看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
金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理应协调推进，但这要求后进的部门务必迎头赶上，却并不意味着先行推进的领域应驻足等待。中国1996年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迄今已近20年，事实表明，等不是办法。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必须更加重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加快监管水平和监管技术的提升，提高对风险的监测和抵御能力。三件事必须做起来——
首先，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等与资本账户开放配套体系的改革，将资本账户开放与利率、汇率等改革统筹协调，稳步推进金融开放;其次，要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行三会”应建立统一的金融大数据平台，以及一体化、标准化的支付清算体系，从技术和硬件设施层面，清除障碍，并为金融开放夯实基础;第三，要调整当前金融监管条线分割的格局，适应跨界金融的现实，推进金融的功能监管转向。
金融开放顺应全球化大势，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之举，总体利大于弊。重视开放中蕴含的风险是必要的，但封闭和控制比开放和流动更危险。而部分利益中人挟股市以自重，煽民情以自肥，不惜危言耸听，更须格外警惕。政府在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之时，必当明辨稳定治本之策。坚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仍是当务之急。
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