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25日新华社宣布，中信证券徐刚等8人，证监会发行部处长刘书帆，证监会处罚委原主任欧阳健生，以及《财经》记者王晓璐，被公安机关带走;到8月28日证监会发言人称，近日已向公安部集中移送22起涉嫌操纵市场、内部交易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犯罪案件;又到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力、信息技术中心副经理汪锦岭等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再到9月16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被查;证券犯罪案件一件接一件，令人震撼。
稍加梳理，发现这场越刮越猛的监管风暴有两大特点：一是查处层级越来越高，既包括涉案人员，从处级到局级到准副部级，张育军更是“十八大”以来证监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现任证监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也包括办案机关，从证监会、到公安部，再到中纪委。二是内部人犯罪占比极高，金额巨大。公安部门和中纪委直接查处的，除王晓璐一案外，均为内部人犯罪，其实王晓璐作为证券记者，也与“内部人”沾边。而证监会移送的22起罪案中，内部人犯罪(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就占了16起，比例高达四分之三。其中上市公司与其他业内人员勾结犯罪的6起，证券公司4起，基金公司3起，上市公司1起，资产管理公司1起，其他从业者1起。如涉案金额最高、非法获利达数十亿元的“张某等人涉嫌操纵市场案”，张某就是上市公司股东，其与职业操盘手孔某勾结，操控上市公司信息发布，拉抬股价，在高位减持公司股票后非法获利。
毫无疑问，打击内部人犯罪，已成为查处证券犯罪、净化证券市场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我们被告知，内部人犯罪多是上市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内外勾结，通过操纵股价或内幕交易牟取暴利，就是证监会内部的“监守自盗”者，包括曾经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也都是运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帮助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谋利(或IPO，或重大重组等等)而肥己。
如果说，上市公司和某些内部人勾结，靠的还是某一个或几个股票发财，损害的还只是某家公司股民的利益的话，而像张育军和程博明那样的政策制定者，发的就是整个市场的财，是“股难财”、国难财，损害的就是亿万投资人的利益。打一个比方，就像考场中的出题人，出题后他们必须与外界彻底隔绝，直到考完才能回家重获“自由”，中国历朝历代，考场舞弊判的都是最重的罪，直至死刑。
在这次股灾中暴露出来的张育军以及中信证券窝案中的“内部人”，与前大不相同。他们是极少数几个有权制定政策、发布政策和最先获取政策的人，他们是救市总指挥，是国家队救市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谁都知道，中国股市迄今还是政策市，政策对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来说就是大把大把的金钱。
张育军和中信证券窝案，给打击证券犯罪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身处监管中枢的人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并且给市场带来重大影响和波动时，他们该承担怎样的罪责?如今国家花了1.5万亿救市，不但国家资金被套，上亿股民的二十多万亿市值灰飞烟灭，至今市场元气还恢复不过来，这决不是一般的内幕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更不是什么渎职!
而从制度建设、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说，身处监管中枢的人应该有一定的任职期限。不是说张育军是国内惟一执掌过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帅印，在证监系统工作逾20年的第一人吗?不是说其人脉资源如何如何，同门师兄弟全是券业大佬吗?位高权重加上如此深厚的人脉资源，面对的又是上亿、数十亿的股市暴利，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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