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过剩”，表现为产需不匹配。不解决产能过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去产能我们喊了多年，但从宏微观的指标来看，传统产业的去产能还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说还没有完全开始。最明显的指标是工业品价格。PPI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远远超过了上一轮去产能周期的31个月。曾经5000多元/吨的螺纹钢现在跌到不到2000块，平均一斤还不到1块钱，真正的白菜价。如果看不到PPI触底转正，如果钢铁还在当白菜卖，就说明去产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不可能彻底走出危机。
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还不够“积极”，其根源在于财税体制的束缚。财税体制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钱又花不出去。缺钱是因为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对财政赤字率容忍度较低，钱花不出去是因为中央地方之间财政关系没捋顺，地方政府自由度较低，没有积极性去花钱。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不管是特别国债还是专项债，都是由中央作为加杠杆主体把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要么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比如1998年8月向四大国有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要么直接用于公共投资(比如财政部于1998年9月面向四大行发行了1000亿、年利率5.5%的10年期国债，专项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是刺激宽货币向宽信用扩张的有效方式。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央可以先发行专项国债，对接一些需要中央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交通、水利、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今年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发挥了专项国债的作用，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工具，继续扩大规模。
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堵完歪门之后必须开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且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应当适度扩大规模，用于一些有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大部分地方债用来置换存量，除了3.2万亿的地方置换债，2015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债额度仅有6000亿，而美国一年的市政债规模接近2万亿，下一步应该放出更多的地方债用于增量项目建设。当然，配套改革必须同时推进，比如，必须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尽快编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退一步讲，如果配套改革推进较慢，可以继续由中央代发。
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此外，减税和其他财政刺激一样，可以扩张总需求：第一，减税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第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而劳动、资本与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会总产出。第三，从需求端看，减税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1981年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里根总统的减税行动开始，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行动。里根减税行动主要包括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新设备投资：(1)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82年的0.86%快速上涨至1983年的3.54%;(2)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过的速度。1984年美国GNP增长率为6.8%，为1954年以来最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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