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强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合作，或者更准确的说，政府向社会资本让利，是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1)解决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应对经济下行尤其是房地产下行背景下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下滑。(2)解决政府主导项目和服务的低效问题，政府直接提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与私营部门提供相比在成本控制、生产效率和服务意识等方面均有差距，借助社会资本的参与，可以提高公共建设和服务的效率。(3)解决私人部门投资渠道匮乏的问题，传统产业衰退，无风险利率下行，实体经济进入资产荒，PPP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投资渠道，而且适合长期资金。
对中国来说，国企私有化并不现实，更现实的是通过混合所有制，而PPP其实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2014年43号文颁布后，各级政府大力推广PPP模式，全国共计推出了3.4万亿的PPP项目，但到目前为止所推出项目签约率仍不足三成。为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投入财政资金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根据国外经验咨询成本通常占项目总投入的1%-2%左右，而PPP项目动辄数亿甚至几十亿，尚未参与即需支付高额的咨询费用，使得部分企业对PPP项目望而却步。可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对项目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降低企业的参与成本，扩大项目参与主体。
为PPP项目投融资提供政策支持。由于PPP的公共服务属性，社会资本只能从投资中得到合理而非超额的收益，通常收益率在8%—10%，与较高的融资成本相比，PPP项目对社会资本而言吸引力不够。可通过提供信贷优惠、项目收益资产证券化、发行项目收益债等方式，为PPP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英国在推广PPP工作中，成立了养老金投资平台、提出英国担保计划和临时合作贷款、为英国保险协会成员参与PPP模式提供便利等方式向PPP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厘清中央层面的PPP顶层设计与领导机制。PPP作为一项新兴事物，必须明确顶层设计。从中央来看，现在发改委和财政部都出台了PPP相关文件和示范项目，两个机构之间的权责划分并不明确。从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PPP较为成熟的国家来看，都有国家层面的PPP中心，而这个中心大部分设置在财政部，也有一部分独立于财政部之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议还是由国务院设立能统筹所有PPP相关工作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设在财政部或发改委，与PPP工作相关的部委接受其统一指导。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改善PPP制度环境。PPP推广工作进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资本对政府信用等PPP项目的潜在风险心存戒备，观望情绪严重。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一份PPP制度环境成熟度的评估报告中，中国得分49.8分，与PPP应用成熟的国家，如澳大利亚(92.3分)和英国(89.7分)差距很大。为推进PPP发挥其巨大的潜力，需要改善PPP制度环境，理清价格机制、财政承诺和预算衔接等问题，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会资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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