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1996年-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计划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1996年-2000年的“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是到了2001年-2005年的“十五”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它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热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不得不发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号召。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完全能够避免。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很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考虑近期是否有回报，因为东西在那里，早晚会有用。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既然资源有限，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在进行投资时就必须进行选择。只能做那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正是大量无效投资，形成了后来大崩盘的基础。
第二，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债务。目前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及早归还这类欠账，既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项决定应当尽快付诸实现。
第三，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功能，帮助解决企业停产给职工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而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助益。这也是日本政府在经济衰退中举措失当留下的一个教训。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以此来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停止由政府出资兜底，实行100%的刚性兑付，以免加大道德风险。
第六，努力盘活。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的大批“死资产”，如“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等。虽然有一定的难度，还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以便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短期调节。
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情况下需要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这种合意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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