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IMF改革方案。迟到的改革，带给IMF和国际社会无限的遐想。据悉，按照改革方案，IMF份额将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6%。份额调整后，虽然美国依然排在首位、享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中国已经超越欧洲国家排在美日之后。印度也将从第11位升至第8位，巴西将上升4位至第10位。
IMF改革的份额之争和投票权变化，是美国国会迟迟不愿批准改革方案的原因。
2008年~2010年，金融危机让全球市场乱了方寸。不仅是新兴市场，欧洲国家也认为是由于美国财政和金融治理不到位以及监管不严导致的。七国集团(G7)救经济无力，随即扩容为有新兴经济体参与的20国集团(G20)。这意味着战后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和治理面临着再调整。美国要将一部分投票权让渡给新兴市场，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但是欧洲在主权债务危机情势下，希望借助中国资本破解危机，也希望中国和印度、巴西等国家承担更多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责任。迫于形势，美国政府不得不认可这一改革方案。
但由于美国府院之争，IMF改革方案一搁就是5年。这具有典型的美国特色：一是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美国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随时随势作出调整;二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必须建立在有利于美国的前提下。
从IMF改革方案到亚投行(AIIB)，美国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阻碍者。从美国的立场出发，维系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绝对话语权，并无过错。但无论是IMF改革还是AIIB，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的角色变化，还是要与时俱进。
中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也许得不到美国和日本的响应，但会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这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抱团取暖。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并立的例子说明，与其让中国另起炉灶，不如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
IMF表现得很清醒。IMF总裁拉加德和她的团队，对于IMF的未来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定位，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
即只有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成员跟其国力相称的份额和投票权，才能激活这些国家的全球责任和义务。没有权利的给予，不可能有义务的释放和责任的担承。
所以，虽然美国国会对IMF改革方案过于迟钝，但是对这份迟来的首肯，拉加德还是表示了欢迎。终究，关于IMF改革方案，最终收获了多赢成果。
IMF和中国今年互动良好。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以及人民币“入篮”，象征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有所提升。但权力越大、权利越多也意味着责任越大、义务越多。
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份额增加，减轻了他们的财政负担，新兴市场则赢得了国际经济治理的更多话语权。
对美国而言，由于经济已经全面复苏，IMF改革方案不会对美构成较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复苏的美国也出得起那么多钱。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若再不批准这一改革方案，不仅有损自己在IMF中的地位，也将丧失在盟国和全球市场的领导力与公信力。毕竟，包括日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144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该方案。
IMF治理机构发生变化，新生力量的融入使其更具活力，也更有全球代表性。世界经济依然未从新平庸中走出来，从乌克兰到希腊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援助。IMF改革方案实施，使得其拥有更丰裕的资金池，以应对全球经济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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